1840年，当英国人的铁甲战舰开进清朝海域，炮声震碎了八旗子弟们天朝上国的美梦。也正是这一年，在江苏丹阳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一个男婴诞生了。

谁也不曾料到，正是经由他的努力，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面貌得以改变。即使他的弟子，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邵力子、于右任、黄炎培、李叔同、陈寅恪、胡敦复……

他，就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教会情节

对于教会，马相伯的感情是复杂的。

其父亲马松岩亦医亦商，思想较为开明，在接触到天主教后，立马为其教义所折服。马松岩夫妻二人选择了共同皈依了天主教。

尚在襁褓之中的马相伯因此接受了洗礼，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洗名叫做若瑟。父母对于知识文化的开明态度，加之相对富裕殷实的家境，为马相伯的成长打牢了基础。

马相伯就对身边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并不断探求其原理，尤其对于天象运行这种深奥的知识，特别的感兴趣。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在自然科学一块是一片空白，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只能去新式学堂接受西方的教育。

父亲将年少的他从丹阳带到上海，在圣依纳爵公学学习。这是一所法国耶稣教会学校，后来改名为徐汇公学，是今天徐汇中学的前身。在那里，马相伯改学名为“斯威”，不仅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还学习哲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天资聪颖加之早年私塾受教育的经验，让年少的马相伯脱颖而出，年仅14岁的他已经成为校长专门推荐的国文与经学助教，并成为第一批初学修士。

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未完全开放，即使通商条约将传教合法化，但其传播还受到很大的制约，清廷颁布了有关的禁令，抑制这种外来宗教的发展。身为“教徒”的马相伯，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1852年，年仅12岁的马相伯准备回乡参加江南乡试，却遭到丹阳应试生源的举报，被逼无奈之下只能逃离家乡，寄居丹徒，并以丹徒人自称。乃至后来从政，也经常因此遭受攻击，甚至对他和家人造成了伤害。

马相伯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对自己的教徒身份而有丝毫的避讳和掩饰。相反，他将教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了一个怀有信仰与敬畏之心的志士仁人。

弃教从儒

如果说基督教义给予了马相伯匡救天下品德，那么传统的儒家思想则是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

马相伯出身在一个书香世家。根据族谱记载，马氏先祖中有好几位大学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元代的二十世祖马端临，他曾经编写过集大成之作《文献通考》，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父亲马松岩虽然是天主教徒，但对儒家义礼也有很深的研究。中西合璧的家教氛围，锻炼了马相伯理性思考的能力。

无论对于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文明，马相伯都能批判性地接受。在爱国情怀与教会规定之间产生冲突时，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1876年时，这个被教会重点培养的对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还俗。事情的导火索是，马相伯在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传教时，恰逢当地水灾，他便向其弟马建勋要了白银2000两，以个人名义进行了捐助。教会得知后，指责他违反教规私自行动。

此外，教会在教学上轻视国学、用人安排上偏向洋教士，这些都让马相伯心怀不满。同时，国家的积贫积弱也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最终，他决定从幕后走向前台，用自己的毕生所学，去实现民族和国家的梦想。

投身洋务

当时恰逢鸦片战争以来，一个最好的时代。

太平天国运动被悉数荡平，与英法的敌视也告一段落，汉人地主阶级掌握了实权，意识到与西方在科技技术上的差距，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一时间，国人看到了希望。由于这一时段政局相对较稳，经济、科技、军事又有不少进步，因此被称为“同治中兴”。

学贯中西的马相伯，也投身到这股建设洪流中去。

马相伯游历了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近距离观察他国之良莠。令他深受触动的是，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发展异常迅猛，将临近的朝鲜和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

他主张学习科学兴办实业，并积极上书清庭，献计献策。但是由于位卑言轻，这些建议都如泥牛入海，并未得到多少的重视。

由于通晓七国语言，马相伯先后追随李鸿章担任助手和翻译。然而造化弄人，晚清疲弱无力，在外交上只能处处退让，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让马相伯也背了黑锅。就连母亲也不能理解他：“我不曾生过他这样的儿子。”

一次次杳无音信的等待，和一双双误解的眼神，对于踌躇满志的马相伯来说，这无异于在炽热的火堆上浇上一盆冰水。

1899年，也是光绪皇帝的第二十五个年头，马相伯无奈之中辞去了官职，回到了上海佘山的老家，潜心于研究、翻译和著书，并对中国之未来进行了更加深入透彻的思考。

马相伯

毁家兴学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在一番思索之后，这个迎来花甲之年的老人，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亡途径——办教育。只要坚定了信念，就没有人能再阻止他。

教会的经历让他异常的慷慨，毅然走上了毁家兴学之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八月，他将自己在上海的三千亩田产，悉数捐给了天主教江南司教，用以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字据，规定大学建成后，该笔产业用于学生们的助学金。

此后的办学之路多少有些坎坷，但在斗争之中，他收获了声名。

第一次是反对学校中的封建余孽。“墨水瓶事件”是由一件小事引发的学生运动，导致了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学生集体退学，反对学校的陈旧专制和苛刻礼教。马相伯果断站在学生这边，利用自己在徐家汇的祖屋，创办了震旦大学院，吸收了当时学运退学的学生。

“震旦”是古代梵文对于中国的称呼，又含有“日出东方，前途无量”之深意，暗藏了马相伯的对于学生美好而热切的希望。梁启超得知亲自为学校撰写贺文，并编写教材亲自授课。肄业于此著名人物，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

第二次则是与教会作斗争。1905年的春天，光绪三十一年，耶稣眼红震旦大学院的名望，想变震旦为教会学校，重新委任法国神父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制度，实现对学校的控制。

学生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反对，摘下学校牌匾，全体学生签署退学书。马相伯再一次力挺学生，看着群情激奋的年轻人，他老泪纵横，与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社会名流，重新创办了复旦公学，再一次为“新学”的兴办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救亡图存

“信教”、“儒雅”是马相伯温柔的一面，殊不知，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也有着属于他的倔强。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一次在日本的演讲中，马相伯如是说。

至此，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也逐渐清晰：“救亡图存”才是人生第一要义，为此，可以牺牲一切。

在当时，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建立适应时代的民主共国家，是为当务之急。马相伯与立宪派人士交往甚密，试图为国家寻找到一条避免流血、和平崛起的道路。然而事实又一次打击了他：君主立宪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这并不影响马相伯在社会上日渐隆高的声望。他在袁世凯、孙中山政府中短暂任职后，再一次回归徐汇的教廷，去找寻他内心深处最原本的初心。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又一次打破了他“静修终老”的愿景。当时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依然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并筹集捐款，支援抗日武装组织。并积极组织各种爱国救亡团体，成为了当时社会上公认的救国领袖、爱国老人。

在抗日救亡“七君子”被当局抓捕后，马相伯不顾年事已高，仍然积极营救，在他们成功出狱后，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张合影。

“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马相伯宁肯自己去当一只“狗”，也希望能将这个民族唤醒，真可谓铮铮铁骨、热血可鉴！

从出生到去世，马相伯整整跨越了一个世纪的风雨。

马相伯松江的故居至今依然存在，其正厅悬挂着“生德堂”匾额，这是1905年复旦大学创建时，乡里百姓向他道贺时赠送的。

“生德堂”典出《荀子·致仕》，即“生民，谓以德教生养民也”，表达人们他学识和道德的最为崇高的敬意。

斯人已去。但其精神已经幻化为风雨，深深融入到今天每一个学子灵魂的最深处。

文/陈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