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资金大概至少在2万亿美元以上，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受援国，虽然耗资巨大，但是多年来我们很难看到多少实质性的成效。

相反，港口、大楼、道路、电网都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逐渐建起来的。尽管收效甚微，但是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没有止步。西方国家为什么会花冤枉钱？又为什么要一直花冤枉钱？

"产业化"的援助

200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预算中拨付了8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一项名为"遏制疟疾计划"的项目，这一项目是由联合国发起的，主要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以减少疟疾对生命的威胁。

我们都知道，疟疾最主要的致病源是蚊虫叮咬，小小的问题至于耗费巨资专项应对吗？但问题就在于，即使大费周章，直到12年，仍然约有62.7万人死于这种完全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

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发现，这笔预算中只有5%用于购买蚊帐，只有1%用于购买药品，剩下的绝大多数经费用在开发署本省和高薪雇用援助顾问上。

钱没有用在刀刃上，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治疗疟疾的药物一剂只需要12美分，一顶蚊帐也不过是4美分，且2009年全球在"遏制疟疾计划"上的花费已经高达18亿美元的情况下，却收效甚微。

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多是这种结局，"风声大雨点小"，实际到达受援国家手里的钱少之又少，也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原因之一是中间机构如"过滤器"一般的存在。上述"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官方性质的机构，承担着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西方的对外援助往往需要借助这类的中间机构之手，有的是民间团体性质的慈善基金会，有的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

一笔巨款如何从发达国家到达受援对象手中，期间需要经过无数繁冗的程序。一个对外援助项目的成立需要有评估专家和各路顾问，而这些专家和顾问往往是高薪聘请的。

除此之外，专家们需要对此展开调研，差旅费和各种安全保障费用当然也得从项目经费里取。专家出行和开展一个项目也绝不是孤军奋战，因此项目经费又被用来供养专家的团队。

而且，在每个援助项目里，为了达到预想的社会效应，需要安排好对外宣传的团队，因此这笔钱还会被用来收买媒体界。历经"山路十八弯"，一笔善款终于来到受援国，但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官僚腐败，雁过拔毛。

因此，经过层层过滤，最后真正用于落实援助项目的钱，往往不到十分之一。

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而这一产业不断细化，其利益链条过长，就业人员不断增加，援助也不断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严重消耗援助资源，造成了援助预算不少，有效援助资源不足的局面。

西方发展援助在"公平，透明，开放"等制度性原则的约束下，一定量的援助预算用于确保援助效果的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大量用于各种会议、研讨、长时间反复的各种科研评估等，严重消耗了援助资源，造成了管理成本过高、援助实际效果不佳的困境。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援助

一般认为，对外援助是二战后才出现的一种国际现象，对外援助的诞生主要受冷战影响，当时最大的援助国美国和苏联主要是从战略和外交角度考虑为盟国提供援助，比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苏联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在战后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的计划，目的是不仅是帮助欧洲国家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更妄图用这一举措来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和渗透。

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四年时间里，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来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计划结束时，西欧国家中除了德国意外的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已经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战后的日本同样是美国重要的援助对象之一。1945年到1969年间，美国对日本援助高达40多亿美元，除提供贷款之外还向日本转移部分产业链，以扶植工业的发展，这也促成了日本半导体产业在70年代的腾飞。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欧殖民体系解体，英法等西欧主要大国纷纷放弃二战后一直奉行的"不援助"政策，希望利用新的驾驭模式保持自身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

为了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谋求世界霸主地位，苏联同样在第三世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援助行动，以至于入不敷出，苏联解体的时候，欠下了660亿美元的债务，而这些受援国都是没有债务偿还能力的国家。

因为苏联的援助规模巨大，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所以苏联解体后，像朝鲜、越南、古巴等这些长期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仿佛"断了线的风筝"，一时间经济陷入巨大困境。

可见，冷战时期的对外援助目的很单纯，就是为"政治"服务，具体而言，通过对外援助笼络人心，壮大同盟势力。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又是另一番景象，敌人不复存在，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战略迷茫期，但是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自由灯塔国"。

美国的决策者认为，苏联解体，冷战终结正是意味着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普遍真理，也应该成为改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标准"。

因此，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

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在经济上，"华盛顿共识"逐渐成为主流声音，强调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援助的手段相比冷战时期臻于成熟，其附加条件往往是"民主化"，保证从上层建筑层面而言，无论是政治人物的选举、媒体舆论环境、资本的自由流动还是人权，都是按照西方所谓的民主化逻辑进行。

因为西方人坚信，在"民主"体制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日可待。民主是否能带来富强这是另一个具有争论性的话题。

但是以"民主"为前提条件提供援助则显得强人所难了，输入民主的国家，其内在体质不一定能适应民主，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和中东时，带来的是动荡和刀光剑影。

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西方对外援助，是脱离实际的，由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国家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平行经验"，与其说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不如说是给他们披上一层不合身的"外衣"。

即使完成了上层建筑的重构，但是百姓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由此可见，西方的对外援助成为其扩展权力的政治工具。

"接地气"的援助

如果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还谈何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弥补了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不足，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胞提供了根本性的生存保障。

今天非洲的铁路总里程也只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不到50%，除了南非建成了相对发达的铁路网外，非洲大部分国家，特别是索马里、乍得、尼日尔等面积较大的国家甚至没有一寸铁路。

众所周知，非洲大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长期以来交通的不便阻碍了矿产开发，赞比亚就是一个典型。坦桑尼亚是东非的一个沿海国家，紧邻赞比亚北部，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坦赞两国与中国签署来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公里，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在三方共同努力下，1976年全线完工，中国为这一项目提供了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

西边安哥拉境内的交通要线同样也是由我国修建而成，全长1344公里的本格拉铁路于15年正式建成通车，本格拉铁路通车后，除了架起安哥拉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西走向的铁路干线外，还能通过刚果民主共和国通达至赞比亚。

至此，本格拉铁路与坦赞铁路连结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沿线国家矿产资源的出口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如今非洲的铁路网日渐密集，这其中凝聚着中国人辛勤的汗水乃至生命。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供对外援助，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中国对外援助偏重经济与社会基础建设，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大部分资金支持是以出口信贷和市场利率或接近市场利率贷款的形式提供的。

而因为这样的援助形式，中国也招来了"债务陷阱"的污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帮助贫困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给他们发放难以偿还的贷款，在对方无法支付的情况下，中国就没收对方的抵押物，如港口、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实际上，中国对外援助的初衷完全是善意的，中国没有强迫任何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中国为受援国提供的贷款也是在与受援国政府进行平等协商之后达成的。

斯里兰卡是被西方媒体最早开始炒作中国对外援助"债务陷阱论"的国家。这一论调源于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租借给中国企业。这一港口位于斯里兰卡南部，面向印度洋，是一个深水港，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2007年，斯里兰卡在中国的援助下开始建设汉班托塔港，并于12年投入使用。17年，斯里兰卡政府与中国招商局集团签署协议，中方租用汉班托塔港及周边土地，租期为99年。

这一消息被西方媒体认为其背后原因是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偿还中国的贷款，中国借此控制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主权。在此背景下，"债务陷阱论"不胫而走。

但根据斯里兰卡官方数据，其国内债务危机不是来自中国，这一租用行为也是双方进行平等协商基础上通过合法程序达成的合作。马尔代夫、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都曾成为西方媒体报道中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的受害者。

西方国家冠以中国的"头衔"数不胜数，200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安哥拉提供贷款，西方媒体集体攻击中国在非洲扮演"流氓捐助者"。

然而事实是，在中国贷款之前，西方国家的银行已经向安哥拉先后提供了上百亿美元贷款，却几乎没给安哥拉百姓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相反，当中国贷款进入安哥拉之后，安哥拉成为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国内基础设施的恢复与重建，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在非洲都名列前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黛博拉·布罗迪加姆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波士顿大学的同事从2000年开始追踪中国贷款。他们发现，中国在00年至15年期间向非洲国家至少放贷955亿美元，大体上都是有用的服务：为非洲严重的基础设施缺口提供资金。

在这个6亿多人没有电的大陆上，40%的中国贷款用于发电和输电，另外30%用于破败的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而作为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如今中国帮助许多国家建设公路、铁路、管道和港口。

一方面是促进这些国家对华贸易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当地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的贸易。更何况，中国提供的援助、信贷和投资比西方国家要大得多。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污名化现象，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的表现，借用国际话语权优势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贫困面前，不应该再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区分敌与友，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是所有力所能及国家应尽的道义责任，各美其美不是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关于对外援助，可能不少读者还会有疑问，中国尚且不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对一个国家而言，对外援助到底是否是必要的？毫无疑问是必须的。

从国家形象角度看，为了塑造负责任的、具有人道主义的大国形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必须站在全球的视角思考当今阻碍世界发展的困难，力所能及提供对外援助能够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再者，无论从国际政治关系、全球资源获取、占领市场等等各个方面考虑，对外援助其实都是很划算的买卖，并且需要从长计议，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仍为越南和朝鲜提供对外援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