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中之重，是关乎传承与发展的头等大事。我国的教育体系可以说较为成熟和完善，但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结构性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上下问题”。

往上，顶层尖端的院校还有待建设完善。高考是掺不得水分的试金石，从择优与筛选的考量角度来说，学生分化、因材施教才是其本质意义所在。质地优良的胚子如果没有相应的烘炉来焙烧、灼炼，也难以成器。

可遗憾的是我国的一流学府依然无法满足顶尖层面的进修需求，很多优秀人才不得不去国外深造，而大多数就留在国外寻求更好的发展了。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种事情上也强留不得。人才流失是一方面，对学生、对家长在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却是更隐蔽而难以纠正，这种长线损失不容忽视。

往下，基础教育、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还是积弊难除。由于教育行政体制趋于条块分割，教育资源不平衡、发达地区对生源和师资的虹吸效应等等，都成为了基础教育推广普及后要头疼的问题。

我国的两千多个县负担了半数以上学生的基础教育责任，因为人口基数大，“上下问题”中“下”的这一头承载的份量尤为厚重。问题就在那里，谁都知道，可谁都难以改变。

寒门难出贵子

教育不仅是国家层面上的头等大事，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亦是如此。阶级固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难以避免的过程，在彻底的阶层结构改革之前，这种现象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五六代人也望不到头。

现在放眼国外，学阀制度的广泛推行实践正是阶级固化的体现。首先，富人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孩子更容易成材、哪怕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依旧可以通过捐赠等方式进入名校，只要不严重违法乱纪，几年一过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生。

而穷人打破脑袋去抢被富人挤占了大头的教育资源，尤其是进入高等学府，其竞争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而一旦读书这条路都走不通，等着他们的也只有被剥削的平淡一生，作为已经几乎固化的阶级架构的受害者、同时更是其组成部分。

概括来讲，就是寒门再难出贵子。

国内目前离阶级固化还远，高考制度功不可没。很多不明事理的中国孩子和家长对高考制度及其衍生的应试教育抱有强烈的负面情绪，这事实上就是没有对比和参照，身在福中不知福。

高考的本质是人才选拔考试，脱胎于封建科举制度，是突破阶级固化格局的终南路，是为天下寒士立龙门的创举。作为普通家庭的读书人，无论古今，科举考试/高考永远是实现自身发展、翻身做主的最快速正规的路子。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发生在部分县城中学上的问题了。

同样读这么多年的书，高考时也是考同一张卷子，凭什么人与人的分数差距可以这么大？凭什么在称为“地狱难度”的江苏卷上，分数密集段可以“拿下一分，干掉千人”？

学生个体之间的先天智力水平差异其实是并不大的，而除了个人努力程度外，教育资源和环境依然对学生最后的发展高度起着决定性作用。

人往高处走，县城中学的教育资源确实是有限的，要抓住高考这一改变命运的出路，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去教育质量更好的地级市中学就读。对于县城而言，中学生的普遍“出走”正是县城中学衰败的开端。

这在城市化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达地区有着对人才和资源的虹吸效应，并且往往会形成良性循环，但这对于下属县城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学生才是学校的鲜活血液，优秀生源都跑了、老师也趋向于去更好的学校发展。县城中学可不比地级市的中学，能吃的老本相当有限，而恶性循环往往只要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会建立起来。

调查表明，初中毕业后大多数的县城初中生都会选择“出走”去地级市就读。成绩稍差些的，家长花钱也要让孩子上民办高中；成绩好的，可以正常考入城里的优秀公办高中，甚至民办高中还会以奖学金把成绩拔尖的生源挖走。

剩下就读县城高中的，往往就是自身学习成绩差、家里又经济条件欠佳的学生。结合现实情况来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劳动力很多都在外地谋生，留下孩子老人在家乡。这样的家庭中，孩子连最基础的关爱都欠缺，更别指望家长能在教育上投入多少心思和金钱。

这又从家庭社会角度来看，是个牢固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好歹还有希望凭着个人能力改变命运，以拔尖的成绩得到奖学金支持。即便努力与回报不是所有时候都等价，但起码你还有奋斗的机会、你还有挣破锁链的双手。

县城中学的衰落只是个缩影，折射出残酷但真实的竞争压力。全社会都在内卷，至少在教育方面，中国的寒门尚能出贵子，这就值得为之拼搏了。

管理混乱与利益纠缠

生源的流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县城中学本身教育质量低下导致。

管理混乱是很多县城中学的通病。因为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主要是由县政府来负责县城公办中学的发展与管辖，并且县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学校政策和运行。以这种权力体制为背景，县城中学的管理层经常出现效用低下的情况。

学校的领导层说话不算数，县政府有着直属管辖权。因此校领导定下的方略、教学政策甚至人员调度，都得由县政府同意才管用，如果政府说了个“不”字，学校领导层就集体失去话语权。

在这样的管理结构下，校领导形同虚设，渐渐地在学校内部都没有了权威地位，老师们（尤其是有背景的老师）随时可以对校领导的政策置若罔闻。

权力运行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管理职能无法实现。校领导应该是更贴近教学实践的管理者，但实际上要受限于远离教育工作一线的政府管理人员，这种不合理背后更隐藏着利益的往来。

上面已经说过，县城中学的人员调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影响，很多政府官员就想办法把自己的亲戚家人都安排进县城中学当老师或是行政职务、或是从事与学校相关的生意。虽然县中教师算不得什么肥差，但确实是实打实的“铁饭碗”，并且相对清闲。

公办中学没有民办中学那样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没有重大过失是不会开除教师的。

有这份保障，教师也往往会趋于安逸混日子而非投入教学，也不会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教育质量堪忧。除此之外，教师如果升为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少的课程量和更高的薪酬，所以县城中学里没有背景教师们也最多是想争取一下行政职务，疏于教育本质工作是很常见的现象。

没有一种衰败和落后是孤立的，它必然是多种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促成的。县城中学面临的挑战可不止生源流失、教职闲散、管理混乱等，这些主要问题会交错衍生出细枝末节的弊漏之处，长此以往，千里之堤也要溃于蚁穴。

“破局”

县城中学的困境，好似底深难测的泥潭，没有外界强有力的干预是无法依靠系统内部调整来达到结构性变革的。破局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权力的适当调整。

县政府主导教育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对县城中学有着一锤定音式管辖权。

这从权责分配的角度来说自然是合情合理，既然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管理专项资金由县政府接手，那么有关事项也要由其负责。而从实践来看，政府权力的监督管理职能履行情况不到位，反倒是影响了学校内部的治理体系正常运作，带来负面效应。

首先政府要学会“放权”。学校领导层的不作为、没有话语权，其根源就在于县政府的集权，学校领导班子的境地用里外不是人来形容很贴切。但问题就在于政府的放权不是说说就行的，实际推行起来非常困难。

把自家人安排进县中是很多县政府官员的“惯例”，除此之外从事学校相关的生意更是一块大蛋糕。要改革管理体制、要简政放权，必然动到这些人的蛋糕，而俗话讲“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放权政策的推行将可以预见地会遭到层层阻力。

进一步地，就是教师体制的改革。并不是所有县城中学的教师从一开始就抱着混日子的态度、或是有背景被安排进来的，不能否认的是很多教师曾经有着教学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但终究被时间磨平、被环境同化、被现实摧垮。

个人的能力和影响终究是有限的，逆着环境而行，大概率会被这个环境吞没同化，或是被排斥而离开。只有整个环境改观、带动着每个个体实现自我的进步和超越，才能形成良性循环，集体与个体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托管改革就是目前较为合理科学的解决方案。政府依旧保有直接管辖权，并与教育局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认证的托管机构签订契约，把县中的实际运营交给托管机构来做。

学校的领导班子要重新评估审核其资格，教师也引入激励和奖惩机制，让他们明白这不再是可以混吃等死的铁饭碗。把调动主观教育积极性和客观职业生涯考评奖惩相结合，这就能最大程度保证教学质量。

或许很多人会对此不满，认为政府把权力交给外来的教育托管机构，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可事实上这正是政府认真负责、敢于突破桎梏、敢于打破僵局的表现。

并不是全部由政府直接管辖才是最好的，连基础设施建设都实现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合资，教育事业也应该借鉴成功经验，实现本应履行的职能。

如果一味这么放任下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生态只会愈发恶化，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会逐渐被蚕食。当学校的管理结构清明、教师认真负责、学生成绩向好，当优势阶层不再“出走”，这才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所在，这才是寒门也能出贵子的合理社会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