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不称霸"就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关键词。在不同时代的会议、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上，我国几乎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一层意思。然而在西方主流舆论宣传工具的包装下，"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话术依然层出不穷。

中国说自己不称霸，西方为何不信？是因为立场对立之下无法建立信任吗？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席郑永年认为，其中根本原因在于两边在哲学思想的层面存在着极大区别。

因此"横看成岭侧成峰"，面对同一个局势作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解读。

"不称霸"的来由

"不称霸"这个提法，最早由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代革命家定下基调——"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基本准绳到了后来冷战两极对立、苏联崩解以及之后的一超独霸时期，也依然没有改变。

55年万隆会议上讲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4年重返联合国后在大会公开表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再后来郑重写入官方白皮书。历届领导人讲究韬光养晦，讲究和平发展，台面下或许闷声干大事，至于台面上，什么时候锋芒毕露过？

会形成这种对外"人设"的原因，邓公在联合国大会上那场发言可谓是精到的总结。当时全球各国强弱有别又各有立场，"三个世界"的分野由此产生。两极争霸的美苏是第一世界，以亚非拉最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位于两层之间的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

我国历经苦难、反对殖民霸权，因此天然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而且永远不称霸。——这个逻辑多少有点"不忘初心，屠龙少年永远不变恶龙"的意味。

我国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历程中承受了无数战争伤害，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美苏式"大国风格"自然不怎么感冒。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实际层面上的，邓公认为我们不要去当头，一则力量不够，二则反而会失去主动。自身实力还不够强大的前提之下，在多股势力之间应当如何自处？中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印鉴太多太多了。

即使不翻史书，看看建国之后身边其他国家的例子，凡是牛气哄哄自认为"一般一般，世界第三"的国家，最后的结局仿佛都不太好的样子。

憋屈的二十年

基于这层认知，我国的"不称霸"不但是官方口径，也是实实在在的践行标准。尤其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人均GDP不过数百美刀，对外贸易也还不够当做筹码，连军队都过着无比憋屈的日子。

从93年开始，银河号、美国航母进台湾海峡、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平均三年必有大事。

一连串剑拔弩张的事件接踵而至，直到2001年才稍有缓和，在这一年我们经过漫长的不懈努力终于弄到了WTO入场券；另一件举世瞩目的事则来自第三方力量：纽约世贸中心被撞了。

然而即使又过去了十几二十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对外贸易早已非吴下阿蒙，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挑衅却依然层出不穷。近期焦点当然是人称"40年来最大的中美贸易战"，以及谁都怀疑背后有着某大国黑手影子的南海诸岛争端、中印洞朗对峙。

说好的"韬光养晦"呢？为什么西方国家并不买账？明明我国已经表现得如此克制低调了……

都是冷战惹的祸？

众所周知的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有拥趸，就差没有甩开膀子干一场了。在那个背景下形成对抗型思潮自然不足为奇。

事实上，早在1958年，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奥根斯基教授就提出了 "权力转移理论"，对战争周期性进行论证，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中一直都在完善这个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看法是"国际秩序平衡是暂时的"，利益分配符合实力对比了，国际上就会相对太平一段时间；然后经过各自发展，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了，变强越快的国家越容易嫌弃分给自己的太少；

主导国不愿意吐出利益，挑战国就必然会动手硬抢；要么削弱实力，要么过渡权力，各方达成新的平衡后，就会再太平一段时间。

奥根斯基定义了被视为"挑战国"的参考标准：某个国家的实力达到现主导国的80%，就会被贴上"危险分子"的标签。

到了1990年，指名道姓的"中国威胁论"正式出炉。虽然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人是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村井友秀，但是考虑到二战之后日本完全挂在美国链子上的事实，将之视为西方的思想产物也并没有什么违和之处。

12年，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格雷厄姆在"权力转移理论"的地基上提出了知名度更高的"修昔底德陷阱"。

格雷厄姆借用古希腊时期两大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来类比美国与任意"挑战国"之间的局面，认为冲突是注定要产生的，不可避免也没必要避免。这个说法有一股西方文化背景下"以史为鉴"味儿，在媒体的炒作和鼓吹下还一度成了流行词汇。

人民日报海外版甚至还发过文，论证"修昔底德陷阱"用在中国头上是类比失当的，言下之意当然是否认三连：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不少人认为，以上这些旧瓶新酒、层出不穷的理论，其实都是冷战思维定势下的产物。

西方国家与拥有强大组织能力的苏联角力了近五十年，疑人盗斧的毛病深入骨髓，看谁都像对立方。这种说法确实有些道理，但"惯性"这东西可未必是冷战时才诞生的"新事物"，而是有着更久远的渊源。

哲学层面的截然不同

郑永年教授认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哲学思想的主体层面便存在着决定性的区别。一言以概之，中国式哲学的主体在于求存，可说是"生存哲学"；而西方式哲学的主体则是征服，可称为"征服哲学"。

在中国漫长历史上，往往在危机时代才会刺激伟大思想的诞生或者升华，它们从诞生伊始便带着"求存"的色彩。

例如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并非没有可能成为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萌芽（譬如道家、墨家），或者接近西方社会科学的哲学探讨（譬如《管子》），但它们都在"独尊儒术"的大潮下逐渐式微了。这也可以视为文化自身的某种选择。

西方哲学的画风则大异其趣：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开始，再到近代的笛卡尔、康德直至现代，他们总是以征服为前提进行对客体的探索，马克思概括为 "解释世界，而后改造世界"。

郑永年教授认为，思维方向的不同导致了道路的分歧。不少人都困惑于一个问题：中国人创造了四大发明，但为什么这些新事物却并未将中国导向富强和先进？他认为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富"工匠精神"、不重视技术人才的后果之一。

近年来我国也有不少推崇日本、韩国"工匠精神"的言论，但往往止于美学、艺术的层面；郑教授则认为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可能比人们想象中还要严重得多。

培根和马克思都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降临有着巨大的作用，火药炸碎了骑士阶层，指南针划出了通向世界的道路并最终催生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是新教的有力工具。

当代美国学者安德逊认为，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相遇，其意义说是旷绝古今也不为过。正是因为这两大技术对文字传播的巨大加持，才得以诞生了 "想象共同体"。这就是近代西方国家中类似"民族"的概念，也是它们"征服世界"的内在基础。

征服与生存

在西方国家变得富有、变得强盛的历程中，他们一直都在践行这样的哲学思想，随着财富的不断聚敛、社会的不断进步，现实也在不断印证着思想的正确性。换句话说，这是他们文化背景下的"知行合一"。

葡萄牙和西班牙掌控了海上航行技术，先搞贸易再搞殖民，一度把自己养成了欧陆霸主；荷兰也一度抢到势力范围，成为获利无数的"海上马车夫"；

英国靠海盗起家，逐步做大成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德日靠战争扩张；美国靠战争发财，至今仍靠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坐地收钱。

从早期赤裸裸搞帝国主义、圈殖民地开始，逐渐转化为二战后抢占"普世观念"，现代西方表面上是在争夺规则的制定权，本质仍然是对世界进行征服。而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都是在适应和应用西方制定的规则。

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甚至可以放到中美贸易战中的互联网战争中去观察：中国的互联网重应用而轻技术，"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在和平时期这无关痛痒，然而一旦美国收紧对要害技术的控制（例如芯片和触屏），结果就是重创的中兴，以及断臂的华为。

结语

总之，中国说自己不称霸，西方为何不信？本质原因来自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深至哲学层面的巨大差异。

中国哲学一直都在"求生存"，即使生存不再是问题，也不会忽然欲望膨胀就转去征服世界。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将之概括为"挑战—回应"模式，认为中国一直都在回应来自西方强加的"挑战"状态。

在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叫做"身怀利刃，杀心自起"；而在中国自己视角中的中国，则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