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圣：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毛主席？

动荡的2020年，我们经历了国外敌对势力恫疑虚喝，国内商业资本井喷作怪，见证了大雪覆盖的操场因踩出一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社会上唤起共鸣，搁置已久的共产主义纲领被年轻人们自发捡来，革命名言在互联网上再掀热潮，政治占下一块舆论高地……

这一年，共产党在中国人心中有了更具象、更笃实、更光辉的形象，开创新中国的伟大毛主席也时常被人们请出“神龛”震慑新时代的“牛鬼蛇神”。

迈过新年门槛，走进2021，中国历史性全面开启全球发展之门，共产党也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在这个百年大变、乱象丛生的历史关口，鉴古思今尤为必要，让我们来一起详解当年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毛主席，世纪伟人留下的思想遗产对当下有什么启示。

历史转折点，从特派员到全党领袖

北京市委前线杂志总编李明圣形容毛主席的上位之路是当时党内乱象之下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本人的卓著才能和个人魅力远远超越了之前非左即右的“二极管”王明和草率冒进的博古两位领导人，其视野和思想都扎实切合中国国情，完美顺应时代脉络，故而能在遵义会议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成为一呼百应的全党领袖。

中国共产党始建于1921年，早期领导班子既有留苏派也有本土派，在典型留苏派王明、博古当权那段时间，共产党革命路线严重左倾，战略激进，执政队伍暗流涌动、矛盾重重。

八七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共产党政权频繁更替，思想之争交杂混乱，毛主席一度受到打压和排挤，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内部矛盾流到了表面，迫切需要一位统军能力卓著、能为党纲纠偏的领导人来稳住大局，之后的遵义会议对此起了决定性作用。

会上，领导班子发起了一场彻底的反思运动，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路线受到批判，周总理等人从实际出发，拥护具备全面才能的毛泽东出任统帅，以毛为中心的党政格局就此开启。

这支领导团队越发展越稳固，在之后十四年里率领全国人民驱逐了侵略者，打赢了内战，实现了全国解放，开创了和平新时代。

毛主席从特派员一路被推举为全军统帅、全党领袖、全国领导人，看起来是党内选择，实则是动荡的外部时局和毛主席自身的特质决定的。

共产党选择毛主席的外部推手

共产党走过了跌宕浩瀚的百年，毛主席在其中起到了挽救危亡、奠定基业的作用。从全局角度来说，共产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当时的势力分散、羸弱，远不是国民党正规军的对手，面临着强力的外部绞杀。共产党在重重危机之下选择毛泽东，是形势所迫。

一、共产国际干预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得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也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作为一个“自有国情在”的东方国家，西式的指导策略放到这片土地上并不完全适用，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下达的方针策略、安排的领导人任免都慢慢显现出了负面性。

博古、李德就是共产国际安排的留苏派领导人，他们的战略思维带着明显的西式激进和极端，对当时各方势力割据、对抗形势复杂的中国战局起到了反作用，直接导致根据地丢失、反围剿失败。

撤销博古、李德的领导权，放在国际上看是挑战了靠山共产国际的，但当时的领导团队并没有为苟安于屋檐下息事宁人，还是私自大刀阔斧改革了领导班子。然而敢于承担这份上层压力和风险、有能力周旋政治关系的人并不多，毛主席是最敢、最能的那个。

他的这种特性在建国后也重现过——1959年，为了抵御苏联在中国搞扩张，保持国家主权独立性，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敢于与苏联闹掰。领导人的使命落到这样思维独立、敢于打破禁锢、敢于担当的人身上，可以说是历史必然。

二、内战威胁

遵义会议之前，因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接连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失败，统帅个人的过失带来了湘江染血，千万将士殒命，全军怨声载道的毁灭性结果。面对严峻的内部危机，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

当时党内制度相当民主，人们对博古的长期激进主义做派做了彻底批判，寻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替代博古成了共识。为了抵住国民党围剿、摆脱接连战败的不利局面，这位新领袖的首要要求就是会统兵打仗。

纵观领导班子，善战的官员很多，但真正能掌控全局、统帅三军的人不多。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大胜，他提出的建立井冈山根据策略也成功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埋下了根基，无疑是个合适人选。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因与从上海撤往根据地的中央领导思想路线不同受到针对，被拿掉了军权，但博、李的激进思想和两场大败将毛主席的才能凸显出来，务实的政治家一致站到了毛主席身后。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成绩和能力时常被立场掩盖，然而形势比人强，当外部时局演变到某种程度时，立场无用，实力为王。

三、党内政治清明

除外部因素影响之外，毛主席能顺利掌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团队的开放、英明。

从建党伊始，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都有崇高的民族精神，虽然政治理念各有不同，争论不断，但都没有私心，秉承着坚定意志推进革命，为救亡图存、开创新中国奋斗，而且都承袭了马列主义思想，有很强的实事求是精神。

与许多不拿兵士当人、败不知耻的国军不同，共产党发起于民间，也做到了与民同心。看到反围剿和湘江战役失败带来的惨痛伤亡，共产党领导团队触动极大，对军队内部的反对声和批判声也极其重视，马上开启了自我反思。

这次反思是及时的，如果没有这次纠偏，共产党可能会就此走衰，新中国可能不会诞生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共产党很少彪炳民主，但早期的领导团体却有着最高级的民主，讲求百家争鸣，人人可以发声。

据记录，遵义会议上，博古对战败原因做了总结，认为是敌强我弱导致失利，但周总理直接对其进行了驳斥，表示战败是指挥官战术失误导致的，作为指挥官之一，他还主动做了检讨。

张闻天发言时详细推演了战争失败的因果，直接批判博古、李德的一系列指挥错误，不予许其找借口脱罪。

之后毛泽东详细阐述了长征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批评博古、李德决策脱离群众，异想天开，得到王稼祥、朱德、刘少奇、刘云、李富春等人支持。博李派的凯丰又质疑毛主席不懂马列主义，只懂孙子兵法。

然而在选任新统帅时周总理的表态相当直白——“我和我们的对手委员长在黄埔军校共处过两年，坦白讲，这个人文武全才，熟谙政治计谋，想打败他，我们只能选个比他强的人来做领导，我反复思量，这个人是毛泽东。”

张闻天与王稼祥自认自己领导不了战争，认可毛主席的军事和领导艺术，支持他出来主持大局。最后，领导团队中的多数赞同撤换博古、李德，支持毛主席担任领袖，军事大权落到毛主席手中。

这场反思大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领导班子进行了激烈争辩，大多数人都秉承实事求是精神，批判领导错误，主动自我检讨，坦荡举贤。

党组织这种清醒、客观、负责任、敢于自我挑战的氛围为党政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开创了大前提，毛主席就是在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种环境之下被推选出来的。被顶下来的博古、李德也没有怀恨始终，自查自纠后反而推崇起毛主席的思想，持续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这种政治清明、领导团体英明理智的氛围极其可贵，也是保证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动力。

毛主席被共产党选择的主观原因

毛主席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世间少有，虽然他陪伴的中国一直处于战争和贫困中，但其个人视野和思想高度毫无局限，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时至今日依旧发人深省。放在当年来看，这种高远的能力落在政治里，演化出了几种中国和共产党最需要的特性，成为他被选择的必然因素。

一、最擅长本土化的思想家

中国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虽然被清末之后连绵的战争冲击，但整个社会一直夹杂着腐儒之气，难以跳出藩篱，底层民众尤其僵化压抑。与此同时，留洋归来的有志青年又耻于中国败给列强，慕洋倾向严重，往往革命观念激进而不得要领。

马列主义作为革命之光给世界开启了一扇公平理想的大门，因与中国的大同文化相契合而广受推崇，当年大批中国军事人才都到苏联专门学习过政治思想，某一段时间，政治界奉传统马列思想为完美圣经，然而中国自有国情在，未经融合的马列在这片土地上难以完整消化。

毛主席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成功以中国胃消化了马列，捋出了适合我们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是顶级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务实态度结合的成果。

毛主席与共产主义的渊源很早就开始了，在北大时，他通过《共产党宣言》悉知了欧洲的阶级斗争关系，农家出身的他敏锐觉察到了中国阶级关系与西方的阶级关系存在差异，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做拿来主义者，而选择由此出发去探索中国的阶级斗争特性。

毛主席怀有深刻的家国主义和乡村情怀，在学校加入进步社团期间，同窗好友纷纷出国留学，毛主席积极为他们筹措资金、提供帮助，但自己却对此没什么热情，因为他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自己的国家有透彻的了解，而他做得还不够。

为此，他有一段时间一直致力于深入基层做考察，与农民同吃同住，关注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写出了诸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大量报告。

因为总是围着穷山僻壤打转，当时还有人嘲笑他搞的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如果马列主义一直保持着西式高贵，没有在这片土地上落叶生根，就只能是少数进步群体的精英式马列主义，无力真正推动中国革命，可能早早就夭折在斗争路上了，就像博古、李德的思想那样。

毛主席通过自己的消化、统扩和完善能力将马列主义中国化，落在现实里就变成了战场上精准的军事战术、根据地里的红色火源、千百万为解放奉献生命的人心中的真理信仰。

毛主席这种具化、务实化的理论统筹能力和运用自如的使用能力在思想正确和现实正确都上取得了绝对优势，成为其被选择和推崇的一大重要原因。

二、善于团结一切力量

求同和统一是中国文化里的两大精髓，在政治上的作用异常突出，毛主席深得其中要领，在发动革命力量、团结同类方面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能力。从参加革命开始，毛主席一直走群众路线，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

在内战中，他发动农民力量，吸纳进步学子到根据地学习，发展工商阶级成员。在抗战时，他主张建立统一战线，愿意放下与国民党的仇怨，也拉拢各大军阀共同抗日。在内战后期，他团结一切无产阶级，甚至改造山匪、村霸。

为一个领导人，他有着很多人都没有的清晰判断，永远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谁是敌人，谁可以做朋友，故而对外战争中他始终能抓住要害，取得最终胜利。

对于内部矛盾，毛主席往往在原则之内格外宽容。在井冈山剿匪时，党内呼吁将袁文才和王佐作为土匪处理，毛主席却调整了这种激进方式，对二人进行思想改造，“土匪”最终变成了指导员。

在领导层里，毛主席与其他人的分歧一直不断，不止被博古架空过，还与朱德、陈毅等人都有过争执，但这些路线和思想分歧他并不耿耿于怀，更习惯用柔性手段化解矛盾。

长征过程中他失去了政权，但依然活跃在各军团，跟周总理等人长谈，表面上看是关心军事情况，实际也在弥合左倾领导者与愤懑军士之间的矛盾，

管理者需要团结能力，但能将团结做到上下、内外全无遗漏这个份上的却凤毛麟角，毛主席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无论是推举他做领袖的周总理、王稼祥等干部领导还是寻常的共产党成员、普通民众，都受益于他这套灵活的交际大法，党和人民选择他一点都不新奇。

三、卓绝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能

毛主席是个极其务实的人，习惯一切从实际着眼，有着极强的求是精神、高远的视野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同时他又有着强烈的抗争精神，极富政治创新能力，这些顶级智慧成就了举世罕见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从少年起，毛主席就游走于各种进步组织，加入革命军后参加过各种反对运动，并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达成了两军大会师，统领了根据地建设，深入乡村做了大量调查，主导粉碎了四次反围剿。

指挥过多场大战，与诸多革命先驱和领袖打过交道，是名副其实“见过大世面”的人。

从初期的党代表、宣传部长到中期的军部书记、政委，再到之后的特派员、军部统帅，毛主席革命经验丰富，始终知道该率领队伍走向何方。多年的斗争经历和个人才能融合，助推他将军事和领导变成艺术。

当时的中国将才不少，有领导全军才能的不多，就像周总理所说，能斗过文武全才的委员长的，只有集军政大才于一体的毛主席，因此共产党选择了毛主席，历史选择了毛主席，党与领袖，互相成就。

鉴古知今，鉴往知来

毛主席与共产党是两生花，一朵锁在水晶棺里，一朵走进了未来。后世的我们时时瞻仰他们，也时时审视自己，从那段历史中学习斗争艺术，以纠正当代顽疾。

通过主席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到无数经验和启示，比如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盲从于主流、不轻信权威，保持独立思维，永远从实践中寻找真理；

比如不搞对立，多做团结，凡可求同不去凸显异议，凡可统一不向分裂发展；比如摒弃投降主义，以斗争求和平和统一，以斗争求公平和正义，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比如务实，少搞花架子和形式主义，不靠口号办事，多付出实际行动；

比如凡事从根本出发，想解决农村问题就去农村考察，想了解土匪就去跟土匪交流，想治什么病就去了解什么致病机理；比如自我反思，敢于直面自己的过错，敢于批判他人的不足，促进自我完善和环境修正……

历史为鉴，照着过往与今朝的种种不足，也为我们折射一条更为光明、正确的路，细心观察的人总有收获，每个时期的收获又各有不同。共产党走到第一个百年的岔路口，会有礼炮作贺，也需要警钟长鸣，中国社会富裕起来了，有丰沛的物质供享受，也需要思想洗礼。

人们怀念“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火热精神，怀念那个离大同世界最近的时代，怀念高于人民又融入人民，代表人民也服务于人民的伟人。然而一切过去皆已过去，好在一切过去，也皆为序章。

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选择与时代互相成就。教员未说过“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必指望我回来，我走以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但我们愿意相信它、重复它、将它当做信条，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