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有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他们纵横捭阖，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众国，又有战国四公子，他们仗义疏财，礼贤下士，广纳天下宾客。

而在民国时期，有这么一位人物，他被人称为湖北小孟尝，早年间曾跟随孙中山、黄兴，为革命四处奔走，后又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为其充当说客，在军阀混战时期游说离间各军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也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是蒋介石重要的谋士之一，被誉为蒋介石的苏秦与张仪。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老手，却在西安事变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遭到蒋介石的记恨，从此彻底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那么这位号称湖北小孟尝，又熟谙纵横之术的何成濬(jùn)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他后来的结局又是如何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早年加入同盟会，初展游说天赋

1882年，何成濬出生在湖北随州一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经商有道，家中颇有资产，因此自小衣食无忧，何成濬在家中排行老三，他和他的两位兄长都曾考中秀才，尽管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但是何成濬却有一个军官梦。

14岁那年，他报考了湖北武备学堂，但是因为年龄与身体条件不符合没有如愿，1903年，他进入两湖大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主要招收两湖士子，在这里何成濬结识了湖南人黄兴，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加入了革命党。

第二年，何成濬被公派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振武学堂，在当时，这是一所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后来民国的很多将领与重要人物都曾在此就读，比如蔡锷、孙传芳、李烈钧、唐继尧、程潜、何应钦、蒋介石等人，说起来蒋介石还是他的学弟呢。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何成濬也加入了同盟会，是第一批会员。从东京振武学堂毕业后，何成濬在军中实习了两年，后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何成濬学成回国，辗转来到北京，担任陆军部军制司蒐健科科员。

在北京期间，何成濬就展示出了自己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过人之处，他通过随县老乡彭介石的关系认识了直隶省咨议局议长孙洪伊，这个孙洪伊曾经也是维新派，后做了袁世凯的幕僚，在河北京畿一带颇有声望，何成濬说动他加入了同盟会，此事让何成濬在同盟会内声名鹊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何成濬积极投身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陆军部副官长，其后，袁世凯篡取了革命果实，企图复辟帝制并消灭南方革命党势力。

于是在1913年3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国，掀起了二次革命，何成濬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但可惜后来革命失败，何成濬和孙中山、黄兴等人一起流亡日本。

次年，何成濬回国来到上海，在上海秘密从事反袁活动，期间，他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之士，与蒋介石、陈其美交往甚密，他们三人还在一起做过生意，由于何成濬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朋友有什么难处都会尽量帮忙，因此他也得了一个湖北小孟尝的称号。

从1917年到1922年之间，孙中山相继发动了两次护法运动，何成濬受孙中山所托，负责为其联络湖南、湖北、云南等地的军阀，支持其护法运动。

二次护法时期，何成濬担任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则是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在他与蒋介石同事期间，何成濬认为曾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四十多天的蒋介石前途不可限量，于是他极力与蒋介石搞好关系，这为他将来获得蒋介石的重用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蒋介石的苏秦张仪

1924年10月何成濬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左翼总指挥，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但是在占领吉安后，北伐军左右两翼皆失利，北伐军退回广东，何成濬一度解甲归田，蛰居上海。

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随后他又驱逐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收编了其部分粤军部队，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内军权在握的实力派人物。

10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剿灭陈炯明势力的二次东征，何成濬被蒋介石起用，担任东征军总部总参议，次年的北伐战争，何成濬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势力。

期间，他曾成功游说吴佩孚部将，十四省讨贼联军第10师师长任应岐，任应岐后在郑州宣布起义，后何成濬又想利用其曾与孙传芳在东京振武学堂同窗的关系去游说他，可惜没有成功。

于是，何成濬退而求其次，转而游说孙传芳部下，东南五省联防军江西军总司令方本仁，方本仁是湖北黄冈人，和何成濬是湖北老乡，于是方本仁也接受了何成濬的建议，投靠了国民政府。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何成濬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革命军高级顾问，4月，他受蒋介石委托，前往山西游说阎锡山，并成功说服他参加北伐。

1928年，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发动讨伐奉系军阀的二次北伐战争。5月1日，北伐军光复济南，但此举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不满，两日后，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我中国军民一万七千余人。

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国人无不愤怒，随后，何成濬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赶赴济南日本领事馆就此事谈判交涉，就日方提出的不平等的屈辱合约，何成濬拒绝签字，并谴责日军，责令其道歉。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何成濬还是很有骨气的。6月4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继任的少帅张学良成为各方势力争取的焦点。

这时候，何成濬又被蒋介石派到东北，前去游说张学良，对于此次东北之行，何成濬早已想好游说策略，他对蒋介石提出游说张学良的条件就是一个字钱。

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何成濬带着蒋介石给的十万银元到东北后也不急着谈事，他每天挥金如土，宴请东北各大军政要员，和他们搞好关系，而后，他又抓住张学良的喜好抽大烟、打牌的爱好，投其所好，待到上下关系都打点好之后，何成濬再适时向张学良提出东北易帜的建议，这样的游说策略很巧妙，也为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打下良好基础。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何成濬担任武汉行营主任，并兼任中央讨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这个第三军团是个杂牌军，本来就是由蒋介石收编的一些小军阀组成的，纪律性很差，在中原大战时期，这种部队很容易倒戈，但何成濬却“治理”的很好。

他的方法很简单，这些杂牌军大多都是一些土匪出身，喜欢吃喝嫖赌抽，根本就不服管也管不好，既然这样，那就顺其而为之，何成濬在第三军团漯河总指挥部搞了一个军人之家俱乐部，供团以上军官享乐，里面有酒有烟还有女人。

他又在汉口弄了一列花车以劳军，不论军职大小都可进去玩乐，他的这些做法很对杂牌军胃口，因此，他的部队不仅不哗变，反而战斗力还很强，他也由此得了一个杂牌军领袖之名。

蒋介石对于何成濬的才能是很欣赏的，也多次委以重任，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未来肯定会平步青云，但是西安事变的一个决定却让他从此彻底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西安事变押错宝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此时国民党内大乱，对于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国民党内分成两大派，以宋美龄等为首的亲美派主张和平解决此事，而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在这个问题上，何成濬本应该是选择和平解决，他与张学良也熟识，而且在张、杨扣押蒋介石后，张学良也亲自打电话给何成濬，想请他前来西安详谈如何解决此事。

同时，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也致电何成濬，希望凭借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以及他善于交际的才能，前去西安说服张学良放人，但是，何应钦也在联系他，希望他听从军事调遣，准备向张、杨用兵。

面对这两派的争取，何成濬犹豫了，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做的决定将会影响他从今以后的仕途，究竟该押哪边呢？

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本该毫不犹豫做出选择，但是这些年发生的事却让他有了其他的想法。

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着手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因为在中原大战中立了大功，又鉴于方便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蒋介石任命何成濬为湖北省主席，同时还兼任武汉行营主任，这就独揽了军政大权。

可是何成濬指挥作战不行，围剿红军接连大败，而且，他又权欲熏心，妄图把湖北变成自己的地盘，这触犯了蒋介石的底线，这一年夏天，他又防汛不力，导致民怨沸腾，1932年，何成濬不得不辞去湖北省主席一职，由夏斗寅接任，何、夏之间素来不睦，这件事也让何成濬心里有了不满。

而另一件事则是国民党内新政学系的崛起，杨永泰、张群等人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杨永泰更是在1935年上任湖北省主席，这导致了何成濬心里不平衡。

于是，在对待西安事变这件事上，何成濬最终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他回电张学良：“以委座之德威，竟被劫持。弟何人斯，能无顾虑？”以此婉拒了张学良的邀请，此后，蒋介石平安归来，对何成濬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十分不满，也不再信任他，其他人也借机排挤他，还给他起了一个何人斯的外号，加以取笑。

在这以后，何成濬在仕途上升迁基本无望，蒋介石也不再重用这个游说大师，1946年，何成濬解甲归田，回到家乡湖北，被选为湖北省咨参议会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前往台湾，担任国策顾问等虚职，1961年病逝于台湾。

如何评价何成濬？

何成濬号称湖北小孟尝，为人仗义疏财，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同时他也很有游说天赋，是个天才说客，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却没有坚定立场，最终失势，不可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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