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曾经写过三次文章称颂斯大林，一次是1939年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一次是1949年庆祝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最后一次则是在斯大林逝世时，即1953年。

毛主席自己说，这三次公开歌颂斯大林，只有第一次，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那篇《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后来两篇不过是敷衍的应景之作。那么，毛主席与斯大林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两人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斯大林逝世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极为积极的一面。譬如，毛主席曾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而在斯大林逝世后，我们却能够多次地感知到毛主席对于斯大林较为消极的评价。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主席提起斯大林就有“三肚子气”。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希望和各位读者一起，探究其中的缘由。

一、毛主席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曾经犯过四次错误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的。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共产国际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共产国际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支部。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一些重大决策要听令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党与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

斯大林于1922年当选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总书记一职，同时他也是苏共直接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与毛主席的之间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斯大林的指令都是正确的，“苏联是没有错误的”。实际上，虽然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关系。

但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斯大林作为一个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本土情况，无法从实际出发作出符合实际的合适决断，这就导致他在决策的过程中必然有失误的地方。

并且，非常重要的是，斯大林的一切决断的出发点都是其本国的利益，尤其体现在处理一切有关国际问题的指令上。在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曾经犯过四次错误。

1.支持王明搞“左”倾

这第一次错误指的是，斯大林通过王明严重干扰共产党内事务，对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次错误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摸索中。

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出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就好像头颅、心脏和四肢的关系，刺中手臂并不得置人于死地，但是刺中心脏或砍下头颅确能一招致命。

所以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党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非苏联式的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中国党搞的是“人造黄油式（假的）”的马列主义。他还认为，毛主席只能算是个“农民领袖”，他所创立的“红军”与“落草为寇”并无区别，在院里大城市的穷乡僻壤里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尽管共产国际派驻到中国来的代表、暴动专家、苏联外交官等无法在广州等大城市取得超过两天的胜利，但斯大林依旧没有放弃并未完全放弃在中国搞中心城市暴动的想法。

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留苏归国的王明等人在党内大搞“左”倾冒险主义，推行“城市中心论”，不适当地夸大城市工人运动的作用，要求红军占领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

但结果却是，“左”的错误“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

在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召开、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之后走，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提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所谓的“斯大林路线”。这是因为当时的王明听令于国际东方部，而东方部是听令于斯大林。

2.“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又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了，这次王明的错误政策、路线等导致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发生了严重的右倾错误。

王明等人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特别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在他看来，中国党和中国工人的力量比较弱小，在中国的抗战要依靠国民党。

斯大林的谈话及他的主张直接奠定了王明的右倾路线基调。回国后，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人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

实际上，王明的主张放弃了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将委员长的国民党置于领导地位。这哪儿成啊？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我党就已得出宝贵的经验：军队和领导权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而后，王明去往武汉任长江局书记，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毛主席认为，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斯大林占有很大一部分责任。“斯大林派他回来，‘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

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王明回来是想要夺毛主席的权。理由是自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共产国际就与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个矛盾主要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毛主席想要独立自主，想要党内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共产国际却要求毛主席要一切行动服从于委员长的国民党，不惜放弃政权和军队。

3.斯大林“不许革命”

在毛主席对斯大林的诸多抱怨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能看出他愤懑情绪的还数1945年斯大林的“不许革命”。何谓斯大林的“不许革命”呢？

按照毛主席的解释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委员长、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委员长，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也就是说，斯大林不许毛主席用武装的方式去夺委员长国民党的权。这是为什么？毛主席本人讲得比较多的一个原因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抗战初期，斯大林从苏联的切身利益考虑，更加看重国民党。

原因在于，如果他全力支持委员长，国民党就可能抵抗下去，拖住日本；如果他半信半意，或干脆转而援助共产党，国民党很可能会迅速垮台甚或投降，日本人就可以轻易征服中国大陆，紧接着就会以中国为基地扑苏联。

而要指望当时苏联在国内尚无足够影响且军事上装备及训练都极其落后的几万红军来拖住日本，是不可能的。

1940年时，尽管毛主席对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扩展已相当满意，但斯大林仍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

对于苏联来说，委员长有来自苏联和英美等国家的援助，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这对于苏联来说无疑是有利可图的。

1945年上半年中共七大召开，毛主席在大会上每每讲话都要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不仅提到，还大讲特讲，充满敬重和期望之情。不错，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也坚信一定会得到来自苏联的国际援助。

但是就在毛主席下令决定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落款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当然，谁都清楚这是来自莫斯科最高决策者——斯大林的电报。

电报明确要求毛主席接受委员长的要求，去重庆谈判。说是如果发生了内战没那么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尤其是后面这句话，整整让毛主席耿耿于怀了十多年。

4.“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很少有人不知道毛主席曾被人称为“亚洲的铁托”。最早把毛主席视为铁托的大概是俄国人了。这件事还需从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说起。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并没有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一大批国家相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1947年9月，苏联、南斯拉夫、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成为了“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和共产国际有什么联系呢？

实际上，情报局是在战后美苏关系逐步恶化、冷战出现的形势下，斯大林为反抗和阻止西方对东欧的政治经济进行渗透，加强苏联与各个人民民主国家联系而成立的一个区域性组织。

斯大林以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威望，自然成为这个组织中的“老大”。斯大林大国大党主义的作风也在这个组织显露无疑。

1948年初，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与斯大林发生分歧和矛盾，铁托不满意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干涉，不满意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南共坚决拒绝按斯大林的意愿行事后，斯大林力图通过情报局对南共施加压力。

6月，以苏联为首的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铁托已经走上反苏联的道路，于是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紧接着，按照斯大林的指挥棒，苏联和各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施加了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毛主席和铁托之间有相似的特点和经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后期也曾批评中共有民族主义倾向。所以，当时斯大林掀起的反对铁托的斗争，对于毛主席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为了避免斯大林对自己的疑虑，毛主席响应了斯大林的号召，公开批评南共，表明自己坚决拥护苏共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依旧没能消除斯大林的顾虑，而把毛主席比作“半个铁托”或“准铁托”。这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不信任。

二、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毛主席一生酷爱走动，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但却很少出国。五四运动前后，毛主席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蔡和森、向警予等人都决定一同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探求革命真谛。毛主席本人也曾有机会坐上前往法国的航船，但他最终放弃了。其中缘由暂且不谈。

毛主席究竟出国过几次，他都去过哪里呢？根据史料的记载，毛主席一生出国两次，均是去往苏联。实际上，访问莫斯科一直是毛主席的一个夙愿。

土地革命时期，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博古、王明等人都是留苏归来的知识分子，毛主席对其虽不欣赏，但却是一直想要去到莫斯科看一看的。

最初提出访苏想法是在1947年，但提出后被斯大林谢绝了，之后每次提出也都以毛主席的身份问题没能获得斯大林的肯定。终于，新中国成立了，中苏建立了外交关系，毛主席决定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访问苏联。

这一次，斯大林赞成了毛主席的访苏要求，并作出了正式邀请。新中国成立仅两月有余，毛主席便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专列。此次出访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正逢斯大林七十大寿。

一方面，为斯大林祝寿。另一方面，是要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的重大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商谈，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1950年初，中苏两国政府领导人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从结果来看，此次出访无比成功。

但是，归来后毛主席却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每每提起对斯大林颇多怨言，将之归为一次不愉快的访苏之旅。或许是与之有过同样的境遇，1956年9月，毛主席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坦言，斯大林脾气很大，“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原来啊，毛主席到达苏联的当日，斯大林虽接见了毛主席，但将他安排在了一个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之后的十多天里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不予会见。而四年半以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苏联签订所谓友好条约时，斯大林的态度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两相对比，毛主席很是恼火，于是他对苏方人员说：“你们让我来莫斯科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难道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斯大林听闻后后，对毛主席一行人的态度才有所改观。

1957年1月，毛主席也曾谈到：“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毛主席的这个比喻还是很恰当的，当时斯大林并不答应与毛主席签订同盟条约，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是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

所以，毛主席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在新疆还搞了“什么合股公司”。

总之，此趟访苏之旅表面看似顺利，实际上异常艰辛，以致毛主席一提起来，就称斯大林故意让他坐冷板凳，在莫斯科只干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

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以往的所有功绩。一夜之间，原先被捧得一万丈高的人，一下子又被贬到地下九千丈。斯大林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苏联的伟大领袖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独裁者、杀人犯”。

毛主席对苏联发生的这场事变，感到十分地震惊，但在震惊之余，他又陷入深思：赫鲁晓夫的做法真的对吗？而后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啊！毛主席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前途感到深深地担忧。

果不其然，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片混乱。但是，与此同时，毛主席又感到有些许的放松，仿佛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谈到：“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足以可见，毛主席对斯大林也是不满已久。

斯大林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他对毛主席本人也是抱有成见，这一点毛主席有深切的体会和感知。

毛主席承认，他不太喜欢斯大林，不仅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犯过错误，还因为斯大林的性格暴躁，喜欢“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连他的著作里“都有这种气氛”。

所以，毛主席也不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只读过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其中斯大林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他就更不爱读了。

尽管如此，毛主席依旧不赞同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做法，而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三七开，即三分错，七分成绩。总的来说，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

毛主席还按照三七开的分寸，写下了著名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国际和国内经验，反对个人崇拜，提倡严格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纵览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三七开的评价确实比较合适。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公正、客观、全面，实事求是，而不能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片面的作出判断。

足以可见，毛主席做到了就事论事，不因为个人恩怨而曲折是非、历史，展现出了毛主席作为一代伟大的博大胸襟、非凡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