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个问题常谈常新。单从装备来看，国民党装备精良，而共产党到抗日战争也只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只有“小米加步枪”的军队，无论从军队的补给、人数、武器、兵力哪一方面来看，共产党的胜利都是以弱胜强的奇迹。

以往民间或学者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有诸多思考：有人说是因为国民党贪污腐化、经济搞得不好；有人说是共产党群众工作做得好；还还有人从委员长和毛主席个人的性格特质和领导特点分析胜败的原因。

无论哪种原因，后来人再去回看历史，总结历史，总是有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缺乏历史当事人的真切感。

一、近代历史的见证者——张学良

张学良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诞生在1901年，逝世于2001年，堪称为世纪老人。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然只到36岁，时间不长，但他不仅和日本关东军打过仗，跟苏联红军打过仗，与北洋军阀交过手，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对国共两党有深刻了解。

国共两党本来都是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的兄弟政党，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

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就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开始屠杀和剿灭共产党。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局势下，国民党继续实行剿共政策，并明确确定为攘外必先安内。

张学良一开始曾积极追随委员长，率部进行剿共，但在1934年2月至1936年12月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很快发现共产党是剿灭不了的，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也从原来的不了解、看不起，到了解之后的由衷佩服，甚至还主动提出要申请加入共产党。

行动上，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从原来的积极剿共转变为主张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总的来说，张学良曾在国民党军队待过，与共产党交战，也与共产党合作过，因此他对国共两党都有深刻的了解，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也有自己的思考。

20世纪末，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开口说话。在美国，出版了七大卷的口述集，积多年沉思，述说历史文化，点评人物事件，纵横古今中外，语锋犀利，见解独特，他在书里面畅谈了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事人的反思。

二、“同样一个兵，昨天在白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就很勇敢”

一个军队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离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战争动员，首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而战斗”的问题，这就是理想和信仰。只有帮助广大官兵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激发广大官兵高昂的斗志。

国民党信仰的是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北伐军在北伐的时候，依靠“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向披靡；但到真正成为正宗的国民军，理想信念反而缺失。据张学良的观察，在军队中，真正理解并实行三民主义的人寥寥无几。

他在回忆录中曾批评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只知道背总理遗嘱，它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却不清楚，这种信仰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反观中国共产党却是一个理想信仰坚定的政党。“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在红军里甚至于一个兵，对共产主义的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而我们没有中心思想。”

所谓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当兵。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委员长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散沙。”

从官兵来源上看，国民党常常招募游民、散兵游勇。

而红军强调自愿参军，红军战士主要来自土地革命后的农民，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他们有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守纪律是任何旧军队无法比拟的，打败了也不垮。

进入军队后，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运动等都是为了让“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为了奠定官兵理想信念的坚实思想基础。共产党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有自己理想信念的实证，集中表现在红军长征的胜利。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人能把红军从长征的路上带出来，就说明了是没有人能够战胜他的。他曾和他的部下开会讨论：

“我说咱们自己要讨论咱们自己的事儿，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我们试试带。如果是我们带，就可能把军队都带没了。他们经过万里长征后，他们剩下的都是精华。”

最后，他得出结论，“以现有的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

漫长的旅途，一路艰难险阻，经受住考验的红军战士，拥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身体素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缺衣少食，但他们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途中，长官士兵同吃同住，没有特权和小灶，军队长官和士兵一样徒步行进，马匹优先驮受伤的人，哪怕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相较于国民党军队的任意辱骂、等级森严，红军更加讲求民主、平等。正如一个小战士所言：“在这里第一次被当作人看待。”

这样的军队自然有向心力，能够凝聚起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中体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其背后就是信仰支撑的结果。毛主席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疑问，为什么同样一个兵，在国民党手下不勇敢，而加入共产党后就很勇敢，这背后靠的就是“民主主义”。

毛主席将红军比喻为火炉，俘虏兵来了之后受到理想教育后迅速融化了。理想信念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由弱变强，最终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反观国民党，军民作战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样的军队一触即溃，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三、四分五裂的地方军阀

说完底层士兵，我们再来看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自为利益而战的地方军阀的集合体。红军何以能在国民党统治的国家内成功突围，除了红军自身的顽强奋斗，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四分五裂也是其原因之一。

国民党自身就是帮会起家，在党内也保留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江湖习气，所以疏于党内制度建设，不良风气盛行。此外，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以军人、底盘为凭借的地方实力派互相拼实力、争地盘，不顾及国民党的整体利益。

面对国民党发出的剿共指令，地方军阀犯了难。若是听从指令，出动军队剿共，胜利了中央也不补充军力，反而中央军会乘机跟踪入境，保不准枪头调转，威胁地方军阀的实力和生存；若是不听从指令，又担心红军深入腹地，对地方军阀发起挑战。

“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地方军阀也自有生存智慧，采取的策略是既不能输，也不能赢。红军来了，装腔作势开两枪，趁早把红军这个烫手的山芋送走，保一方平安。

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很多地方军阀军长的回忆录中都提及，当时对红军的态度是一路送行，“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早早送客，所以在有些地方，红军不费一兵一卒便越境而过，还有的红军队伍在沿途写下标语：有劳远送。

这件事在张学良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及。他直指问题核心，他认为这是委员长一箭双雕的策略，“利用我们剿共来消灭我们的军队。”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原有的中央的正式军队，另一部分是地方军阀的军队，在委员长看来，这都是“一般的杂牌军”，如鸡肋一般的存在，食之无用弃之可惜，于是巧用政治手法，让杂牌军去剿共，互相消耗。

起初，张学良有令必从，拿出东北军两大精锐部队去和共产党作战，结果两个师惨遭全灭，严重受损。但委员长对此不管不顾，“他后来一点不管，你消灭就消灭了。”这一行为无疑让地方军阀寒心。

洞察到委员长的心思，地方军阀对委员长大失所望，在奉命“剿共”时，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线军队有令不从。“委员长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各个不同地区的红军能够团结一致，听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这是红军有别于旧军队的地方，也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

四、委员长的“皇帝梦”

那地方军阀为何四分五裂？张学良认为，这是因为委员长个人唯我独尊，奉行自我主义，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要求其他人对他的绝对服从。他认为委员长仍抱有帝王的思想，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希望得到绝对服从，如若不服从，便视为叛徒。

在选人用人上，委员长也并不公允。张学良对此有很精准的概括——委员长不使用人才，而使用奴才。人才和奴才的区别就在于其人才是有自己的人格，不随意听人摆布，是立志做一番事业，但忠言逆耳，委员长讨厌不顺从的人才，要求绝对服从。

把部下看做奴才的心理便是委员长内心自我膨胀的皇帝梦的体现。为此，他和委员长常因意见不同吵架，“有时候委员长甚至说，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语气极其愤慨。

委员长的皇帝梦还突出表现在“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决策上，这也是张学良和委员长日后走向分裂的导火索。面对日本外敌入侵，中国民众抗日情绪非常高，但委员长仍固执认为“他的第一位的敌人是共产党”，要求先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后再反抗日本的入侵。

张学良事后反思，委员长之所以有这想法是因为“你都不顾你自己了，你那么搞就让共产党胜利了，你就没有啦。他大概有这个意思。”

民族危难面前，国民党领袖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放在前面，这无疑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将士的不满。反之，共产党顺应民意，将共产主义理想和抗日救亡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周总理曾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中国人都是同胞，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打击真正的敌人。这无疑更能赢得将士的支持。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九一八后，全国人民抗战意愿和情绪都很高，国民党不顾这一历史事实，说这是因为人民受到共产党的鼓动才如此激动，继而继续打压共产党。

张学良认为，真实的历史事实是“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

张学良认为，这就是共产党厉害之处，认清民意，顺应民意的潮流，而且真心实意地带领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张学良的卫队长高福源被俘后，红军给他治伤，生活上倍加照顾。

彭德怀总司令亲自把他安排在自己驻地附近，耐心向他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他与红军合作，打回东北去，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土地，不要把兵力浪费在对待同胞身上，应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多次交谈，高福源思想有很大变化，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

可以说，当时国内民众，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面对日本的侵略，大部分官兵都不想再继续进行内战，而是迫切地想保家卫国，把日本人从领土上赶走。共产党抓住了这一民意，及时提出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赢得了大部分东北军官兵的心。

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后来毅然投身共产党，发动西安事变，主张联共抗日，将民族存亡放置首位，改变了历史进程。

五、民为邦本，人心向背

上段所说高福源、张学良等人的转变都是共产党统战工作卓有成效的体现。近年来，随着《潜伏》等谍战影视剧的热播，大家对共产党的谍报工作应该也有耳闻。在张学良回忆录中，他也提及这一点。共产党统战工作做得好，让张学良都直呼“太厉害了”。

共产党不仅对国民党上层军官实行“攻心之术”，还加强对白军官兵和白区群众的宣传，广泛动员白区群众，在墙上贴朗朗上口的标语，内容多是红军可分得田地，投诚的官兵一律不杀等，切中民众的真正需求。

白区群众深明大义，两方比较后也选择站在共产党的那一方。张学良认为，不能剿灭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有群众基础。国民党军队去剿红军，还没到而红军就知道了，是人民群众给他们通风报信。家中男装青年外出当兵，红军就动员老妇人和小孩子。

张学良在回忆录中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在门口缝鞋的老太太，实则也不简单。她和红军约定好以地上的杆子为信号，她一拉绳子，地上的杆子倒了，便向共产党传递了信号，即国民党军队来了，共产党即时做出战术应对，最后大获全胜，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营的兵力。

还有小孩子，佯装来国民军的军队里玩，大家也都没在意，在玩的过程中，小孩子就悄悄地数有几门炮、有几杆枪，随后报告给共产党。

还有一回，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这鞭炮里藏着炸弹，军队首长刘殿华直接被老百姓炸死。这类的故事还有很多，但都指向一件事，那就是民心向背，是国民党最大的软肋。

我们常说军民鱼水情，战争时期红军就像鱼一样，藏匿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寻得庇护。国民党对此也无计可施。当中国共产党党员隐匿在群众中，或者群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眼睛”“耳朵”，国民党无法区分哪个是群众，哪个是党员。

正如张学良在回忆录中所说，“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但也没办法。”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总不能见者就杀，那会引起更多的愤怒和不满。

反观国民党，并不珍视民众的力量。张学良回忆道：

“委员长这个人啊，他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得低。我跟委员长说，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有民众支持，可支持我们的不多。委员长不同意，说我是失败主义，对共产党估计这么高。我说你消灭不了它，应联合它。

我说:共产党，您剿不完。他问我:为什么剿不完。我说:我们的行动不受国民拥护，他们的行动反受国民拥护，你怎么能把他剿完。”

但委员长不以为然，继续实施独裁政策，把人民当做俘虏看待，据张学良回忆，国民党当时“剿匪”的军队非常蛮横，去到一所村庄，抢掠后放一把火把房子烧光，使老百姓没有地方居住。

这俨然和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一模一样，但这却是国民军对自己本国人民的政策！最后张学良直言，这就是“官逼民反”，为丛驱雀为渊驱鱼，逼着老百姓投靠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

六、结语

总的来看，国共两党的战争，表面上看是通过军事胜负决定的，而本质上则是政治决定的，是人心向背的结果。

共产党的军队接受并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经过了长征的历练，作战不是为了军饷，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庭，作战勇敢，吃苦耐劳。

反观国民党，虽然武器装备齐全，但人心不齐，意志不坚，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算盘，捍卫自己的一己私利，使整个党派四分五裂，委员长即便再是独裁专断，也只是外强中干的弱势独裁党的领导人。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内战和抗日战争两者之间，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忤逆了民意，注定走向败局。

张学良最后总结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自己找的，国民党在大陆做了什么好事?是不是大陆人民还想念国民党?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