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有人采访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失败了，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列出了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苏联没有像邓小平一样的领导人。

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也是促成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政治上、全局上着眼，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最核心环节，冲破种种思想障碍。

实现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创新，从而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彰显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历史担当精神、战略思维艺术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学习。

而关于他的政治智慧，可囊括为四句：看得准、巧破局、不抢功、不争论。

一、看得准

回首20世纪70-80年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至关重要。一旦正确把握了时代主题，就能确定和实施国家的中长期规划，最后成功完成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并一以贯之地进行经济建设，很少反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代主题是革命和战争。中国人民还在积极地备战、备战，为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国家预算和物资都向军事方面倾斜，在沿海等易受攻击的地方不敢设工厂，担心被敌人的炸弹炸毁，于是开启了三线建设，去内陆建工厂。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仍处于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但形势已有和缓。邓小平在深入分析世界形势的变化后，提出在较长时间内，应该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平稳期，应该趁机调整工作重心，减少军备投入，着力进行经济建设。

这一判断或许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在历经长时期革命与战争时代后的20世纪70-80年代的背景下，邓小平能作出这个结论，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极具有前瞻性。

邓小平在对时代主题作出了准确分析之后进一步指出：要先把经济搞上去。

参照这一论断，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80年代，及时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对“战争与和平”认识的转变，二是对当时“一条线”外交政策的转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看这个问题，不能不敬佩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政治和战略智慧。

二、巧破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家都知道老路不能再走，但新路是什么？该怎么走？这些都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问题。

此外，干部平反等历史遗留问题堆积成山，“两个凡是”的历史惯性给改革加了个紧箍咒，摆脱起来很有难度，一时中国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局势相当复杂，亟需找准关键点，破局而后出击。这就考验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接下了这份考卷，认真分析局势，他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先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打破“两个凡是”的紧箍咒，思想不解放，什么事都不敢想更不敢干。

为此，他首先在复出前给中央领导的信中两次明确作出表态，反对“两个凡是”。同时，他也没有突破既有的框架，强调高举毛主席思想的旗帜，只是他格外强调，应该用完整的、准确的毛主席思想来指导党的工作。他对完整的、准确的毛主席思想作了界定。

而“两个凡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恰恰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两个凡是”不应该算作是完整的、准确的毛主席思想，这不能算是高举毛主席思想的旗帜，而恰恰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高级黑”“低级红”，是对毛主席思想的歪曲和损害。

这样就把“两个凡是”和毛主席思想剥离开，一方面，在政治上高举旗帜、站稳脚跟，获得主动；另一方面，也、将“两个凡是”釜底抽薪，置于损害毛主席思想的地位上，解开了改革的紧箍咒，为改革争取了自由灵活的空间。

此后，他继续打出一套组合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开始了全国性的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从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7月份找中央党校负责人、中宣部负责人谈话；再到9月去东北考察一路走、一路讲，“四处点火”，鼓励各地干部解放思想，要以发展生产力为重。

在邓小平为代表的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极大地解放了思想，破除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禁锢。这就为之后的改革措施奠定了基础，便于党将经济建设摆在工作的首位。

三、抓牛鼻子

把握和解决重大问题，是领导人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把握住了关系中国前途和走向的重大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

对于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是什么?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评价、对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的评价。

“十年动荡”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历史、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这又主要表现在对待毛主席晚年错误的认识问题上。

当时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以毛主席晚年错误为根据，全盘否定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另一种是有些人强调不承认毛主席晚年错误。

纠正这些错误观点，是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历史、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政治问题，也是继承和发展毛主席思想的关键问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外，也需要有政治智慧。

邓小平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既没有迎合一部分人由于毛主席的晚年错误而全盘否定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的错误论调，也没有全盘肯定毛主席的所有理论和实践。

对于否定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将科学评价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和国际相关人士的认识结合起来，提出:

“不提毛主席思想，对毛主席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主席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对于不承认毛主席晚年错误的观点，邓小平提出毛主席晚年有错误，又分析错误的原因，对比毛主席功绩和错误的比重，分析毛主席晚年错误和毛主席思想的关系。他提出:

对毛主席的错误要讲清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的错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不能将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毛主席个人品质，而要重点分析体制方面的原因;

不能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归结于毛主席一个人，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主席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这些论述，既体现了实事求是，又充满了政治智慧，这就一下子把坚持和发展毛主席思想的原则和理由说清楚了，也解除了人们的困惑，澄清了模糊认识。

四、不争论

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对于这样的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事业，存在不同的意见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中的不同看法，是对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邓小平在对待这个问题时的政治智慧是“不争论”。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起争论的问题很多，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建立特区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不同意见最多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在邓小平之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不曾阐述过，更不曾实践过的，因此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创性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各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如何对待这些看法和意见?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很早。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此后，邓小平又多次阐述市场经济问题。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并没有在党内和社会上达成共识，直至中共十四大报告才正式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中间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没有采取争论的方法，而是采取说理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推进，最终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党内大多数人的共识。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时任主席在征求邓小平关于“十四大”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妥当时“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样讲，是怕引起党内分裂，引起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把机会给耽误了”。

当然，邓小平的不争论并不是放弃原则。实际上，在涉及国家主权、涉及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从来不让步。

他说过:“争论问题可不谈，但原则问题一定谈，如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反驳一些错误观点。”“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是中国改革开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之一，也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

五、不抢功

历史证明，如何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的关系，是对领导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国内外的共识。因此，国内外在认识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然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必然的。但是，邓小平却十分注意不要过分突出他个人的作用。

邓小平强调这一点，当然是总结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教训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

从历史角度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不适当地宣传个人作用、崇拜个人的作用，教训是深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原因很多，其中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重要的方面之一。

邓小平在谈到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时说，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等家长制现象，是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的表现，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现实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否改变，不但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进行的问题，也是国外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在一个时期内，国外认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倡和领导的，因此将邓小平是否在位、在世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改变的标杆。

邓小平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的政治智慧是，一方面讲清不能将国家命运寄托在个人身上，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会不会变不是某个人能决定的。

他在和外宾交谈的时候，屡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具有连续性的，不会因为某个领导人的更换而中断。但外国客人还是不相信，这更促使邓小平反思。

他反对将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过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认为这是危险的，是靠不住的，极易产生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求少宣传自己，自己逐步减少工作，淡出中央领导层，直至退休。他有意避免过度宣传，因为首先这是集体决策，邓小平认为他只是在里面“出了一点主意”，其他的工作是所有同志共同努力完成的。

另外，他意识到国外社会对中国政策连续性的担心，试图淡化这一印象和看法。

另外，邓小平还创立了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并身体力行地推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将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1981年7月他就说:“对老干部的安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搞离休、退休制度，着重搞退休制度。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

正如有国外学者认为的:“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贡献之一在于他强调使政治制度制度化，以最大限度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并使制度而不是领导者个人成为安定、团结和延续的基础。”

六、守底线

改革开放是“摸石头过河”，但邓小平也为改革开放设立了底线，那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国家坚决不能乱，不能乱就是改革底线。

20世纪80年代，中国似乎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放权和收紧交替，其背后的逻辑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市场极为活跃，各派社会思潮轮流登场，都试图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建言献策。但很快，有些言论就超越了底线，甚至开始质疑社会主义的方向，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与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推行颜色革命的意图不谋而合，二者合流，一时间人心惶惶，极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邓小平及时注意到这一思想动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划出底线。明确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原则不容质疑和超越。

这就将社会讨论限定在一个稳定的框架内，既让人民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又维持了社会稳定，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此外，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的主权。

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对此，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表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

这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底线，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这一原则也在处理香港回归问题上有所体现。

在与英国谈判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就这一个前提达成共识后，中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最后香港成功回归。

七、结语

改革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纵观世界历史上的改革，成功的少，失败得多。

不少国家在改革后期就会陷入混乱，甚至出现倒退，引发战乱。就拿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来说，苏联改革的结果是分崩离析，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风景这边独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世界和人民的肯定。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和考验。

邓小平作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用他对于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应对变局、突破困局、化解危局，为开创中国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永远值得我们全党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