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0日，美国新一任总统——约瑟夫·拜登终于在首都华盛顿迎来了自己的就职典礼。在这里，笔者之所以用了“终于”，是因为拜登同志真的是“排除万难”才走到了这一步。

即便我们用“前所未有”来形容2020年的美国大选也不为过。因为它基本在各个有可能出岔子的环节，都出现了“黑天鹅”事件：

先是候选人在临选前感染新冠病毒；而后是总统辩论赛被迫修改规则；再后就是败选一方不愿接受选举结果；最后是国会确认选举人票数时被抗议人群攻破……

对于这位“历经磨难，矢志不渝”的总统，很多人似乎充满了期待：他们认为相比特朗普，曾4次访华的拜登，对中国的态度肯定会友善很多，会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今天笔者将带领大家走进拜登，深度挖掘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为两国未来循脉问诊。

一、拜登的“四次访华”

在此次选举中，拜登一直被戏称“躺赢”大选。因为大家之所以投票给他，不是因为对他有多满意。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要驱逐令人头痛的特朗普而已。那么事实上，拜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真的是仅凭着“幸运”，一路登上总统的宝座吗？

与特朗普的“半路出家”不同，回顾拜登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完全是一名优秀的“科班”出身的政客履历。

学生时期修读历史学与政治学，而后获得美国名校雪城大学法律博士学位，为他的从政生涯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毕业后，他先作为律师活跃在美国政法界，而后又于1972年成功当选为美国联邦参议院，一举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排名第五年轻的参议员，也是特拉华州在任时间最长的参议员。

在国会参议院工作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涉足军控、司法和外交领域，并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曾有过密切接触，积累了丰富的政治与外交经验。

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缺乏相关政治经验的奥巴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拜登作为自己的副总统，陪自己一起走过八年任期，也让国内外更多人知道了拜登的名字。所以，与其说拜登这次的成功当选，是出于幸运，还不如说是实力使然。

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对象国之一，在美国政坛和外交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拜登，毫无疑问地也与中国产生过诸多联系。他曾先后四次访华，见证了中美关系的一路发展历程。

1979年，作为美国国会第一支访华代表团的成员，他首次来到中国，正式开启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而后，2001年，他又以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再次访华，希望推动美国与中国建立更进一步的商业联系。

再之后就是2011年8月，69岁的拜登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这次的访华之旅，他背负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在过去短短十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让美国开始产生了危机感。

但也正是这次访华后，拜登明确表示，中国的崛起不仅给美国带来竞争，同时也带来机遇，相信美国一定能够在这种竞争中继续蓬勃发展。

然而，之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了，奥巴马在成功连任后，却突然提出著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要调整战略布局，回归“亚太圈”，与亚洲盟友合作，抱团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最终不得不于2013年12月进行他的第四次访华之旅，希望在中美间寻求合作竞争更好的平衡点，但彼时收效甚微，仅待了两天，他便转战韩国。

有人说，拜登曾四次访华，对中国一定倍感亲切，政策也会相对友善些。

还有些人，甚至还仔细分析了拜登从政以来的对华主张，认为他一直在对华问题上秉承着积极的态度，不管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积极主张对华接触、发展与华贸易关系，还是在本世纪初始积极看待中美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

所以，在他治下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一定能够更进一步的。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显然没能很好洞悉国际关系的实质。虽然政治是人在运作的体系，但背后却有着众多的影响因素，不是仅凭总统的个人风格和态度就能轻易改变的。而且人是善变的，如果单凭个人的情感取向，预测国家关系的未来走向，到头来往往只能是一场空。

因此，接下来笔者将带领大家从更专业的角度认识中美关系，深挖背后的影响因素，从而尽可能准确地研判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

二、中美关系的重点——国家利益

研究国际关系，是一件既复杂又简单的事情。复杂，是因为在每一段关系背后，都会有多种因素在共同作用，需要研究者抽丝剥茧。简单，则是因为究其本质不过是国家利益在起主要作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社会如此，由人组成的国家更是如此。

回溯历史是展望未来的最好路径。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总统每一年都需要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的首要内容，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界定。

从历届报告内容来看，自冷战以来的几十年间，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一直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创造一个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世纪”。

拿布什和奥巴马时期对比举例，在外交出发点上，他们依然是一致的，即维护国家利益，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实际采取的外交行动或采用的手段：

布什政府惯来给世界一种强硬霸权的味道，而奥巴马则显得柔软理性很多，这样的软硬形成了鲜明对比，故而许多人都感觉奥巴马显得比较“人性”许多，但事实呢？

如果你被他这清新的外交政策表皮所蒙蔽，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脱离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主线和诉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只是鉴于客观现实进行了一定的策略调整，其实质还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美国的现实国家利益。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俗语说的“软刀子杀人”式外交。

未来不管是拜登，还是其他总统上任，我们都需要抱有清晰的认知，美国的外交核心就是霸权的持护。哪个国家变强大，就是在动美国的“霸权奶酪”。不管拜登未来的外交手段是多么温和，且具有迷惑性，他都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

三、拜登如何看中国

正如上述所讲到的，美国对华政策取决于他的国家利益及对现实形势的判断。而拜登上台至今，依然受困于国内的疫情形势控制和国外的盟友关系修复，未曾过多谈及中国。但我们依然能通过一些客观事实分析，对其中国观窥探一二。

首先，受中美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影响，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不会变得更为友好。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其实都不算是太友好，尤其是本世纪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使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因为在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冷战思维看来，“中国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必然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所以必须对中国实施“预防性遏制”政策。而如今，拜登上台，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上最接近的状态。

据IMF测算，由于疫情的影响，在2020年，中国的GDP很可能会超过美国GDP的70%。国际关系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新兴霸权国的整体实力接近传统霸权国2/3时，霸权国就可能采取“预防性战争”的方式，先发制人。

面对经济强国和核大国的中国，拜登政府还不至于贸然发动战争。但也必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收紧的外交战略措施，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维持或拉开中美之间的差距。

同时从另一方面讲，作为一个老政客他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上，也将比特朗普时期更为圆滑。这从他上任后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中就可以看出。

与特朗普隔三差五抨击中国，甚至把新冠病毒直接称为“中国病毒”的言行不同，拜登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最严肃的竞争者”，同时强调要与中国进行“正向竞争”，即围绕规则出发在国际上的竞争和博弈。

因为他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与其如特朗普一般乱拳出击，“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不如将重点放在恢复美国对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上，再通过对规则的熟练运用，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对中国的发展进行“软制衡”。

这也是美国此前的一贯做法：在诸如航天及通信等领域，以技术专利和规则壁垒等手段，画圈限制中国的发展。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领域中保持住了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

其次，拜登在对华政策上，将加强美国价值观的输出与影响。而这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有关，虽然美国每隔四年就会进行一次总统选举，但如果对美国外交比较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它的外交政策从未因为总统的改变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即便如特朗普这般“疯狂”的总统上任，我们依然能够在他的外交策略中看到熟悉的东西存在。

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特色，即制定时需遵守五大基本恒律——“以美国国家实力为依托、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诉求、以输出和推广美国价值观为目的，以追求两党对外政策一致性为要求”。所以，拜登上台后，他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也将延续这个思路。

除去前述我们已经提及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影响因素外，输出和推广美国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确实占据着重要位置。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以民主、自由最完善发达而自豪，并常以“山巅之城”自居。他们认为，美国人及其价值观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和信仰，所以对外推行美国的民主体制和自由信仰也就成了美国的“神圣使命”和一贯的外交政策。

此前，特朗普作为商人治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多是聚焦在两国的经济和贸易领域，也因此被拜登的外交团队指责其“错误”的对华重点，使得美国的“道德领导力”受到国际质疑。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拜登上台后，他对中国在价值观念领域的影响将远大于其前任特朗普，极有可能对中国西藏、新疆、台湾及香港等问题指手画脚。并将人权问题与对华经济、技术政策等紧密关联。

特别是，我们看到仅上任半月，拜登及其政府就已经在多次谈话中，提及中国的西藏和台湾等敏感问题，并且表态暧昧，显然是为之后在处理中美问题上留有更多可操作空间。

最后，在对华采取的外交理念上，拜登虽然会对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进行一定的“拨乱反正”，但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将依然以保守态度为主。当然，这除了是与客观的美国国家利益有关，同时，也与美国国内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政治格局有关。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权力间又相互制衡：在国会里，有参、众两院的相互制约影响外交政策；在国会外，又会有发达的新闻媒体制约或引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走向，除此之外，还有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也试图通过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而实现本集团利益。

因此，不管是在美国政治体制设计还是实际运行中，总统的权力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至今还没有哪个总统能够真正超脱权力限制之外，为所欲为。又因为美国是两党政治，代表美国国内两股社会阶层力量、两种理念思潮，是一个美国的两种分身。

所以不管是哪个党派出身的美国总统，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需要考虑和借鉴在野党的意见或方案。有时甚至是为达成妥协而屈就采纳另一政党的外交政策。因此，两党的外交政策也就有了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和相互继承的传统。

很明显，拜登上任后，也不能幸免于此。虽然，特朗普在任时，对华政策可以说是相当疯狂，但其背后反应的还是保守主义的思想理念和做法。根据美国政治运作规律，毫无疑问，拜登上任后也将继承这种思想，并在具体外交策略上进行优化。

比如，与特朗普直接使用关税手段施压不同，拜登除了对华实行关税杠杆外，还将高度重视国内供应链安全问题，从而减少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

除此以外，从拜登目前的对外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时期对在美中国企业的制裁情况将不会得到进一步改善。相反，拜登还有可能出台更为严格的管制规定，不仅限制中国科技公司在美的发展，还将限制中国对美高科技产业进行投资。

综上所述，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受美国国家实力、国家利益、输出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目的及两党对外政策一致性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拜登上任后，其在对华政策上的改变将变得极为有限，中美也将继续保持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甚至在价值理念和经济等领域的交往上，变得比之前更为严峻。

四、结束语

与特朗普相比，曾四次访华的拜登，无疑会让许多人产生期待，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中美关系能够更近一步。当然，作为美国政坛沉浮几十年的老手，拜登的执政确实会使两国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和缓和。

但我们也要清楚地明白，影响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不在于何人为总统，而是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以及美国这个庞大的政治运作机器。作为新任总统的拜登，在美国成熟的政治体制下，也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不管是从客观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出发，还是从主观的价值观输出和外交理念继承上，拜登治下的美国与中国，都不可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并且，面对这一政治“老油条”，未来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将变得更为严峻。

五、参考文献

[1] 张立平：《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张兹署：《美国两党制发展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克里斯托弗·希尔著、唐小松等译：《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 金灿荣：《拜登胜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载《前线》，2021年第1期。

[5] 孙兴杰：《特朗普主义的终结？》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