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一直是牵涉着民生福祉、关乎人民幸福感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我国毫无疑问地是世界人口大国，14亿的人口基数，让治理国家、促进经济与民生间平衡的难度成几何倍数跃进。可能很小的一个疏忽，就会让数以万计、以十万计的人民利益受到影响。

庞大的人口基数，迫使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实施法律法规时必须慎之又慎，把任何看似微小的隐患排除在筹备阶段。很大数目的金钱，除以十四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再小的问题，乘以十四亿，也会成为决堤之患。

我国数目庞大的人口既是团结一致、奋斗进步的根源驱动力，同时也是决策者最放心不下的头等大事。决策所承担的责任、带来的后果，都是巨大的。生育政策一直是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从历史发展中就能窥知一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阶段。这时政府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最耳熟能详的口号莫过于“多生几个娃，争当光荣妈妈。”

此时正处于新中国的上升阶段，同时也是内外压力并未松口的紧要关头。鼓励生育，目的是能让更多的新生血液支撑起国家发展的重量，推动经济腾飞和人民富强。

但没几年，国家的决策层就意识到了这一政策的隐患：人口增长是周期性的循环，若是在某个几年的节点出现生育大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引发一连串的问题。

我国的人口危机，第一次被提上台面。这是为后世谋、为社稷福祉谋，而对应决策层思想的生育政策，也正是从此开始左右这条东方巨龙的命脉。

热潮与控制

由于没有相关经验，加上当时盛行学习苏联的风气，鼓励生育的政策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老大哥的那一套。诚然，新中国成立，迫切需要年轻的血液、迫切需要建设型人才，但简单粗暴地鼓励生育并不是上策。人不是机器，生产出来就可以用、老旧了就直接报废。

人的成长需要时间和资源，同样，人老了之后、哪怕失去了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社会依旧需要供给其资源颐养天年，这是他年轻时为社会奉献所应得的回报。

盲从苏联鼓励生育大热潮，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带来的问题首先就是生产力下降。正值劳动年龄的女性职工很多都怀孕生子，而男性职工作为父亲也需要照顾妻儿。

现时的生产力下降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在一年后才开始。众多的新生儿降世，对资源本就不富裕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平添负担。

首先得确保生育的安全性，医疗资源得跟上吧。孩子生下来以后，尤其是生了很多娃的家庭，开销陡增，政府得补助吧。

新中国在那个阶段无比渴求先进人才，甚至比大量中低端劳动力都来得稀罕，那么教育系统也要同步升级吧。等到可以进入社会工作的年龄，大量的同龄人导致的就业压力也要操心头疼。

好在政府决策层在几年后发现了这一系列问题的端倪，开始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生育大热潮，才不至于让事态失控。

从“多生几个娃，争当光荣妈妈”到“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不仅是口号的改变，更是民生思想的大转变。

很多人或许对此颇有怨气，认为国家制定政策太过随意、对人民的生育问题横加干涉，甚至会产生“老子爱生几个生几个”这类想法。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领导者也是第一次管理和运作一个国家—— 一个有着古老血脉、巨大潜力，但同样内外压力严峻的新生国家。

哪怕冒着政府公信力受损的风险，这些为社稷谋的前行者也要在势头无法控制前、将其扼止。

长久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政策是贯穿我国人口政策的骨脊。认识到了生育大热潮将带来的问题，在政策方面着手计划生育的同时，我国也加大了对医疗卫生、教育、扶贫补贴、就业优惠等各方面的资源投入。这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生国家来说，需要下定巨大的决心。

但我国的社会性质就注定了人民是国之根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都是每个共产党员牢记在心的信条。

计划生育是长久的工程，在号召人民“少生优生”的同时，国家也在为“优育人才”下血本。可正如之前所说，中国是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往往很难起到预想的效果。打折扣不说，有时候与实际情况、与人民意愿背道而驰才是最坏的结果。

我国在历史上是农耕文明的巅峰。即便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强国力而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农耕的生产方式和广大农民依旧是国家的主基调。

在人口政策方面，计划生育的推行在农村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农民在生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

1.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生孩子，因为多一个男娃就多一个生产力。

2. 养儿防老，如果自己老了得要靠儿子耕作来吃饭，所以生儿子是必须的，如果生的是女儿就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

3. 香火传承，得要有个带把的来传续血脉。

因为这三条原因，导致农村产生了几乎无法根除的重男轻女思想。这在新时代当然是该舍弃的旧观念残余，但在那个年代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大多数土地都是耕地、大多数人民都是农民。在这样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受到了层层阻力，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领导人们的预期。

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政策与人民的意愿相抵触，那么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或是如何修改政策来达到折中方略，就体现了决策智慧。

断代的哀与乐

考虑到农村实际情况以及农村人口的普遍意愿，我国适当放宽了对农村生育的限制，但对于城市人口的生育进行严格把控。零零后独生子女之后，这样的生育结构“断代”，给未来中国的人口形势带来了深远影响。

这一代的独生子女几乎是我国从未有过的情形，以前很少有独生子女的家庭，最少也会生两个孩子。作为非独生子女的家长，要如何教育自己的独生子女，是持续十几年的热点话题。

独生子女从小没有兄弟姐妹，对他们的成长其实是利弊参半。有利的是，父母不存在偏心的问题，也不存在以后财产归属的问题，因为总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同样地，独生子女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个长辈的关爱和经济支持也肯定毫无保留地给这唯一的孩子。得到两个家族两代人的资源支持，独生子女无疑更容易有一个大好前程。再不济，说难听些，家里那几套房子也够一般情况下衣食无忧了。

但与此同时，这一代、也是唯一一代独生子女，在思想成熟和心理健康方面也有些让人担忧。

没有兄弟姐妹，他们也就失去了天然的与同龄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与同学接触的处事方式，和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处事方式，哪怕小孩子也知道分别。

除此之外，承接了父母双方家庭的全部资源，也必然要负担所有长辈的期许。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围着一个青少年转，都希望他能成才，因为他是承担两个家族未来的唯一一人。

沉重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本该成为最安稳避风港的家庭的压力，有时是真的会压死人的。缺少兄弟姐妹导致思想成熟较晚，同时背负的压力也陡增，这让很多独生子女在心理健康上存在着隐患。

再加上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思想开放，让零零后独生子女更容易产生偏激、自我、独断和跳跃的思维方式。我们或许都听说过高中生因为高考压力太大跳楼、巨婴不去读书工作就靠啃老过活这类的新闻，对零零后独生子女人群的思想状况也常产生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有些戏剧性的是，很多时候刻板印象才是引燃诱因的导火索。成长混杂着喜乐哀愁，踏入社会后亦是如此。这唯一一代独生子女步入工作岗位的时机，正是新一轮的信息革命。

纸币基本上没人用了，超市甚至酒店都不需要有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都搬去人力资源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了，甚至基础的会计都被高效快捷零差错、且不需要高额工资和五险一金的会计软件系统取代。

新兴产业也在迅猛发展，流量为王的时代，主播、up主、Virtual You Tuber、电商等等前所未有的职业也是一片等待开拓的大好河山。失业、毕业后难以就业、机缘巧合一步登天……这些都是切切实实发生在这一代独生子女身上的故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断代的苦乐哀愁，也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

调整与展望

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到零零后这一代可谓到了顶峰。当时对于超生抓得非常严，超生罚款连张艺谋这种大腕都逃不掉。事业编制的公职人员如果超生更是要丢掉饭碗，有些家庭为此不得不选择把胎儿流产。

人民的福祉才是党和政府的不懈追求，当发现计划生育的把控力度过严、人口老龄化加速、政策与人民意愿有抵触时，政策也就随之调整。单独二孩、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二胎，但政策的放宽并不代表着人民整体的生育意愿会随之大幅提升。

事实上很多家庭都对时常变更的生育政策有自己的思考，首先是觉得自己拿捏不准政策何时又会变，其次是当今培养两个孩子的成本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担得起的。

另外，那些之前被严格的只生一个政策所限没法生二胎，现在政策放开后年纪大了没法生、不愿生，或是被迫打胎后心灰意冷，都是原因。

生育政策关涉民生大计，但落实下来，无非还是无数个小家庭的事情。限制是强硬措施，而鼓励所能起到的作用，必然不可能是决定性的。

人口危机的下一步，取消所有生育限制是不现实的，计划生育依旧是延续性的基本方针，暂时的全面放开二胎并不代表完全放弃生育限制。

未来的生育政策将如何变化，取决于人口结构、经济情况、发展趋势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应对无法避免的人口危机，取消所有生育限制这种放任自流的做法，必然不会是对人民福祉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