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我国虽然是疫情最初爆发的地方，但在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和人民万众一心的协作配合下，把负面影响控制到了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而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展现了过硬的危机处理能力和国际担当。疫情毕竟是难以预料的，可十年阶层剧变会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可以预见、且应当有所行动的。

根据调查研究的数据结果和相关分析，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的社会影响是相当深刻的。阶级在浮动、技术在迭代、产业结构在演变，这些都为社会平稳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

机遇和挑战往往是并存的，人们、尤其是决策者的观念，也都在随着时代而进步。前瞻性的眼光与战略方针，是庞大国家机器最需要的指令，也是每个部件、每颗螺丝都严丝合缝服务于整体的内在驱动力。

正如李培林所言，十年阶层剧变，才是中国潜在的真正挑战。

阶层结构的演进、脱贫攻坚的决心

这十年来最直观的，就是以财富划分的社会阶层的演进。中产阶级的占比大幅增长，说白了就是人们的日子过得更滋润了，不只局限于吃饱穿暖的人更多了。

首先，这一成就离不开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坚决贯彻和执行。脱贫攻坚离不开决策者的前瞻性和决心，更离不开每个勤勤恳恳为国家、为贫困人民奉献的干部。都说要脱贫，这无疑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认知”。

但实际上脱贫事业是拿来做幌子、作为竞选宣讲的口号；还是真心实意要干实事、下本钱肯出汗甚至出血，人民心里最有数。2020年全面消灭贫困人口，这固然是口号，但更是中央给地方下达的死命令和严要求，是为民生福祉不惜投入的决心。

对于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全面脱贫是极度困难的一件事。很多大山、偏远乡村等地区，可以说是脱贫任务的“顽疾”。

地方偏远、道路不通，导致经济发展不起来、各种资源匮乏，人们受教育水平低。年轻人能跑的都跑出去务工了，而缺乏教育和关爱的下一代能成才、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是长久以来的恶性循环，是大山里人们的魔咒。

脱贫，不止是扶贫，一字之差，其内在精髓是迥异的。扶贫更偏向于帮扶和救助，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但对于贫困户的“翻身”问题则是力有不逮。

脱贫攻坚，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补助，其核心目的在于让贫困户一劳永逸地脱离贫困，而不是陷入每月等补助、但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陷阱。扶贫和脱贫，两者是授人以鱼、以及授人以鱼和渔的关系。脱贫涵盖了扶贫，但更有前瞻性和导向性。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让贫困户不再脱贫后“返贫”，就要让他们有自谋生路、求得自我发展的机会。

我国在脱贫攻坚事业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这更离不开基层干部付出的汗与血。去年，我国在岗位上不幸牺牲的扶贫干部有七百多人，平均一天就有两名干部为这一伟大事业献出生命。或许是水土不服、或许是操劳过度、或许是路窄地狭不慎失足……

万般艰难，党没有拿出来做文章、脱贫干部们没有以此来显摆，但成效十四亿人民有目共睹。2020年全面消灭贫困人口，这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万众一心的努力下，终于得以实现。

我国的阶层结构也因为贫困人口彻底成为过去式，得到了优化和改善。很多在十年前还达不到中产阶级的家庭，随着这些年的发展以及下层的大量涌入，也推动他们成为了新中产的一员。

过早的去工业化、膨胀的第三产业

这样的发展模式同样也存在着隐患。相比十年前，我国的劳动力分布结构显得有些过早“去工业化”，第三产业的快速膨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劳动力人口在变多，但市场的人力资源紧张却没有显著缓解、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首先是因为我国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人力资源普遍受教育程度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文盲已经几乎绝迹，无论是中低端人才还是高端人才，受教育时间都有了显著的持续增长。

高素质劳动力有着更广阔的的就业环境和胜任能力，同时也必然带来的问题就是“人往高处走”。

多读了书、学会了更多的本领，人们自然而然想要谋求更体面、更有赚头的职业。极少有高学历且技术扎实的人肯自愿放弃往更高处发展的机会、选择一头扎进工厂。

但另一方面的矛盾在于第一第二产业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科技进步虽然能取代一定程度的基础劳动力，但从根本来讲还是无法补上之前所说的劳动力缺口。

此外，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投身第一、第二产业的年轻劳动力比例更是逐渐下降。随着零零后独生子女这一代步入工作岗位，这些要负担四个老人养老问题的年轻人，职业选择上无疑会更倾向于高薪的第三产业。

有能力、有技术的去高新科技行业，有投资头脑和经济敏感性的去金融行业……越来越多的毕业大学生更是凭着政策福利自己创业做老板，哪怕最后失败，能积累宝贵经验也好。

时代发展带来的阶层剧变，从就业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很多传统的东西在失落、在绝迹；更多新的行业在涌现、在生长。

古时候被人看不起的“戏子优伶”，如今一二线流量明星成了毫无疑问的“上流人”。新兴的直播行业与之相似，每个分区门类的头部主播也享受着高比例资源倾斜的红利。

老观念里受人尊敬但薪水微薄的教师，现在依旧有着较好的社会地位，并且只要利用寒暑假和周末去教育机构补补课也能有相当可观的收入。

公务员一向吃香，这十年来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考公的热潮不减反增，人人都想打破脑袋挤进去、一个岗位千人竞争。

时代在进步、观念在改变、人们在适应与淘汰的漩涡中徘徊。十年行业演进的总基调依然是第三产业的膨胀，结合已现端倪的人口危机，这不免让人担忧。

过早地“去工业化”，是利弊伴生的双刃剑。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社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但同时也会加剧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因素。

能不能在一边改良地基的同时，更好更优地建设上层建筑，是我国正在面临的挑战。这是前无古人的伟业，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到过这个地步，希望我国的发展之路会成为后世借鉴的典范。

收入、消费、经济循环

最简单、最理想化的经济结构模型中，人们全都在“公司”工作，而这公司是社会、是工厂、是服务业、是经济流动的核心枢纽。人们以劳动换取钱财，再用钱财从“公司”购买产品和服务。

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了劳动和价值的转换、完成了经济的顺畅流动。钱财只是社会运转的媒介，它不是劳动的目的，而是价值这个概念的载体。

但这种最简单、最理想化的模型放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资本会累计，人不可能把每一分钱都花出去，社会也根本不可能简化为“庞大的公司”。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数据，我国的家庭随着收入显著提高，家庭消费率会逐渐降低。事实上，不仅我国是如此，这样的现象放之四海而皆准。

最贫困的人群，只能把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以维持生活，几乎没法攒出积蓄。而富人的合理消费终究是有限的，就像玩笑话所说：“不去赌钱、不去自己搞创业，这钱一辈子花不完”。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家庭整体消费率会曲线降低——换句话说，中高层次的家庭“截留”了社会财富。伴随着上面所说的中产家庭大量增加，这一现象将越发明显。

经济的水流被截留了相当一部分，那么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国家不得不选择另外“开源”。这是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货膨胀该控制在什么范畴内，哪些时候该收、哪些时候该放，都是决策者需要三思的重大问题。

建设国家的重量，远甚于造楼。十年来的社会变化，无疑是特殊的、前所未有的，但同样也是平常的、仍在变化的。

“世上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亲身经历的变局。而无论是这个十年、抑或是下个十年，没有什么坎是这个屡屡创造奇迹的民族迈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