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及中国的领土争端，相信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还是台湾、钓鱼岛等东部沿海岛屿，殊不知，在祖国的西南部，有一块面积约为两个台湾省大小的富饶之地，一直被邻国——印度虎视眈眈。

多年来，围绕这片争议之地，中印两国冲突对峙不断，至今也未能妥善解决，它就是我国的藏南地区。今天，笔者和各位读者一起回顾藏南问题始末，解析1987年，中印边境桑多洛河谷冲突对中国解决藏南问题的影响。

一、 藏南问题，从何而来？

中印边境全长约17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总争议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争议区从不丹以东一直到缅甸的伊索拉希山口，面积多达9万平方公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藏南地区”，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

藏南地区，顾名思义，就是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南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地区，主要包括了西藏自治区的错那、隆子、墨脱、察隅四县的大部分及朗县、米林两县的少许国土。

虽然这个地区目前处于印度的实际控制之下，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的卷轴，就会发现这个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众所周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而该地区又一直处于西藏地方政府的税收区和管辖区，所以它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自是不言而喻。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一千多年前，藏南地区就包括在了吐蕃王朝的疆域范围之内，而后到了14世纪，藏南地区开始实行与西藏相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在17世纪中叶时由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在该地区行使管辖权，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系统。

18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更是把门隅地区陆续划分为32个“错”和“定”，对各级行政机构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并行使司法权力，这些行政管辖一直保持到上世纪50年代初。

既然如此，藏南问题缘何而起呢？简单来说，藏南问题其实是英印殖民政府侵略中国西藏而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

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占领了南亚次大陆后，开始垂涎中国西藏，先后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强迫清政府签署了《中英印藏条约》、《中印续订印藏条约》、《中印印藏通商章程》等一些列不平等条约。

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仍不满足，多次离间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唆使达赖谋求西藏独立，企图将西藏变成其“独立缓冲国”。

最终，在1911年策划西藏独立行动失败后，英国要求中英印三方在1913年于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讨论西藏地位和中国与西藏关系的问题。在那个实力衰弱、丧权辱国的时代，中国政府迫于无奈，只得答应。

也就是在这场著名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使诈背着中国政府，欺骗当时我国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自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我国喜马拉雅山麓以南的藏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划归给印度。

但就如我们前述所提，西姆拉会议的召开之初，只是为了讨论解决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国中央政府间的地位问题，而非西藏与印度间的边界问题。并且，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政府也从未与任何一方签署正式条约，更别说承认所谓“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了。

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事实下，独立后的印度出于一己私欲，还不断以《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为依据，对藏南地区提出领土主权，蚕食该地区造成既成事实，导致中印边界问题和藏南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二、 矛盾升级，终酿成“桑多洛河谷冲突”

虽然藏南问题是由英国挑起，但二战后，随着英国势力撤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藏南问题却依然没有办法得到有效解决。因为此时新生的印度，妄图统一南亚，建立一个包括东南亚、中国西藏甚至中亚、中东一些地区在内的“大印度帝国”。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方面不顾中国和谈的要求，不断把边界向中国方向推进，致使两国在边境问题上冲突不断，并在1962年发生了“中印边境战争”。

熟悉中印边境争端史的朋友都知道，在1962年的这次战争中，中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成功打入印度境内，直逼其首都新德里。

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的整体局势以及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整体思路，中国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撤军。并明确提出将在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间三角地带的领土成为非军事区。如果印度再次进入该区域，中国将保留“反击”的权利。

因此，在1962年战争以后的较长时期内，两军并未产生直接接触。 然而，当时间推至1983年，印度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先是派遣巡逻部队前往桑多洛河谷勘探地形，又在1985年夏天建立了一个“观察站”。

因为该地是中印边界战争爆发点，同时又能够很好地监察西藏内部的情况，特别是能对中国在塔格拉山脊北坡的军事部署一览无余，所以，中国边防守军立即产生了警觉。

中国政府也马上对印度提出严重警告，并在1985年冬季印军分遣队伍撤离之后，捣毁了该哨所，开辟了一个直升机场。

然而，当印度分遣队于1986年再度返回该阵地，发现中国军队已占领该地后，印方又突然向外声称桑多洛河谷为印度领土，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并正式谴责中国“侵入印度领土”。

1986年冬天，印度鹰派将领、陆军参谋长桑塔吉更是发起一项代号为“棋盘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此意为何，一目了然，印度军队逼近两国实际控制线附近，中国军队的回应干脆利落，军事演习对阵军事演习，不带怂的。

这也是中印双方自1962年冲突后，两国边界处首次进入军事对峙模式。中印局势仿佛进入一个一触即战的紧张局面，此时，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开始了一系列反向操作，明晃晃的昭示世界：印度无心与中国发生任何战争冲突。

先是让时任的外交部长奔赴北京，表达了印度绝无让中印边境再起冲突之心。同年11月，中印两国第八次边界会议在新德里如期举行，标志着这场危机最终化解。那么，为何这次危机能顺利化解呢？总的来说，就是当时中印两国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共同作用。

首先，从国内局势来看。与历次危机不同，1987年桑多洛河谷对峙其实是暴露了印度当时面临的决策困境。

一方面是印度军事能力在此期间的显著提升和连续打败巴基斯坦的事实激励，导致军方开始强势政策，希望借此之势反击中国，一雪前耻；但另一方面，拉吉夫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失势，又导致印度不敢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对抗行为。

因为此时国内对其反对声浪持续上涨，如若其任凭此次桑多洛河谷事态的升级并引发战争冲突，其政治命运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最终，在权衡多方利弊后，拉吉夫还是做出了退让的决定。

其次，国际局势的转变也是促使拉吉夫主动和谈的重要因素。昔日的美苏对峙局势在两方不断地“互怼”之下显然已经有所改变，所以当初那种令印度在1962年悍然发动战争的底气已经明显不复存在了。

一面是美苏互相的紧咬不放和他们彼时的内外境况，另一面是中国的不断崛起。还有面对美中苏三国之间的暧昧关系，印度纵然有那颗称霸吞没之心，也不敢冒半分奉献。毕竟，绝对的实力面前，一些的蛇虫鼠蚁不过是小菜一碟。

印度方面也十分清楚不可能再指望美苏在当时给予如何的军事或者其他支持，再加上1962年的惨败犹在眼前，一旦中印再次发生争端，印度面临的军事风险无疑将大大提高。

1962年中国想来能让印度铭记百年之久，我国以不可撼动的强势之力给印度方面敲响了警钟，有些界限，一旦超越，所带来的结果，绝非印度可以承受的。

三、 藏南问题，冲突与合作并存的解决之路

那么桑多洛河谷冲突的和平化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预示着藏南问题马上就能得到和平解决了吗？

丘吉尔曾经曾说过，“在国际舞台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要想真正明白一个国际问题，必须深入分析其背后所牵涉的国家利益关系。

首先，藏南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两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藏南地区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林区。并且，由于高山林密，人迹罕至，这里至今仍保留着数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是北纬30度附近绿色最浓郁的地方。

诸如野牛、大象、孟加拉虎、小熊猫、多种叶猴等珍稀动物在此繁衍生息，是世界上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因库。

同时，藏南地区还有丰富的水资源。与西藏山区常年冰雪封顶的情况不同，藏南地区其实终年温暖湿润，水热条件十分优越。

特别是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大量水分和热量，这里的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有“中国雨都”和“西藏江南”等美称。这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更是造就了当地河流纵横。

流经藏南的河流主要有雅鲁藏布江、卡门河、西巴霞曲（苏班西里河）、丹巴曲、察隅河等，据不完全统计，藏南诸河流域面积约为15万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高达2000亿立方米。这对普遍缺水的我国西北地区和印度而言，无疑都是一块抢手的“香饽饽”。

不仅，在中国，有人曾提出想要通过运河和管道“南水北调”，将藏南地区丰富的水资源用来缓解我国西北地区的旱情，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

同时，在印度，也曾有人提出“北水南调”和“北水东调”的设想，也就是通过修建一系列的水渠、水库、水坝等水利设施，将北部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丰沛水资源部分调配到南部和东部地区，解决当地的旱季缺水和雨季洪涝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藏南地区崇山峻岭，海拔落差大，这里的水力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可以说是建造大型水电站的理想坝址。仅以世界第一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例，就可以修建装机超过3000万千瓦的超级水电站，发电量可超三峡两倍以上。

当然，印方也早已看到了这块宝藏的潜力，试图开发利用“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藏南地区）丰富的水力资源。

目前，对于印度而言，“阿鲁纳恰尔邦”的水电开发潜力已经达到印度全国可开发水力资源的40%，可开发的水电量达到60000兆瓦，已确定修建项目的总发电量约为42000兆瓦，其余的10000兆瓦据悉也将很快确定开发地点。

可想而知，这么一块“聚宝盆”，两国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为此频繁产生摩擦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之事了。除此以外，藏南地区还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两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

首先，就如前述提到的，中印两国一些大江大河都是发源于此，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正源，就是源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北坡的杰马央宗冰川，然后从我国墨脱县巴昔卡附近流入印度的阿萨姆。进入印度后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其后又由东向西流入孟加拉国，称贾木那河，在达卡附近与恒河汇合，向南注入孟加拉湾。因此，掌握该地区，无疑就是掌握了与此相关的多国的重要水源。

其次，藏南地区与印度阿萨姆平原相连，位于印度所谓的连接东北部与本土的狭长地带，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400多公里，也是进入中国西藏地区重要的门户。

特别是，藏南地区的首府达旺还是西藏的主要的粮食产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如果在当地发展农业，西藏地区的老百姓及驻军的粮食保障问题就能够得到轻松解决。

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善加利用该地区优势，通过建造较为完善的铁路公路网，兴建军用民用机场，不仅能够在提高军事后勤保障能力，扩大军事投射范围，还能密切与周边友好国家的关系，增进与这些国家间的货物人员往来，使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另外，我们都知道，该地区首府达旺还是藏南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出生地，是藏族人朝圣、礼佛的圣地，所以，收复达旺对维护藏族同胞的民族感情，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印两国在藏南地区的态度必然是坚定且不易退让的，那么两国矛盾也也就无法避免的。

然而，虽然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冲突无可调和，这场危机的和平化解却给了人们解决藏南问题以新思路。因为它也让我们看到，两国在边境问题上并非只有武力解决一条道路，还有和平谈判的希望曙光。

首先，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且都面临着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重任，两国边界的安宁不仅关系着两国的繁荣稳定，也关系到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而且，印度与中国又同是“新兴国家”，“金砖五国”的成员，随着交往的日益密切，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利益也在不断增多，共识也在不断增强，合作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共同利益必将远远大于分歧。

因此，如果边境问题长时间悬而未决，势必会严重制约两国关系的发展，影响两国的政治互信。

所以中印两国都需要高瞻远瞩，进一步推进两国高层互访，加强两国高级首脑往来，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密切两国政治关系，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将中印边界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重视程度并推动其和平解决的进程。

而事实是，1988年12月，在桑多洛河谷冲突和平解决的第二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应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是继印度总理尼赫鲁之后第二位访华的印度总理，也是中印关系恶化后第一位访华的印度总理。

他的此次到访，无疑对改善双边关系，推动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这位印度总理当时还向我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边界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并达成了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共识。

此后，从1989年至2005年，双方进行了15轮会谈，虽然双方分歧巨大，谈判过程也很艰难，但总归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特别是在2005年，两国总理签署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指导原则的协定》。

该协定作为1981年中印边界谈判以来的首个政治性文件，明确了双方在此后的边界谈判中的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和基本立场，朝着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当然，和平谈判只是众多解决途径当中的一种，除此以外，中国还可以考虑其他的解决途径，比如国际上比较常用的法律途径。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印双方都还不赞成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但现在不适宜不等于将来不适宜。当其他的解决途径用尽或者没有解决的希望时，法律途径有时未尝也不是一种办法。

所以，中国也应未雨绸缪，对将来通过司法方式途径解决藏南乃至整个中印边界争端准好充分的准备和论证，强化对我国藏南主权归属有力的证据资料收集，并进行深入的学理研究。

四、 结束语

作为中印领土争端中最棘手的部分，藏南问题，究其原因，是英国殖民势力在东方扩张时所遗留下来的产物，究其本质，则是中印在这块领域无法割舍的国际利益冲突所致。

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主动撤军，非但没让印度政府对战争进行反思，反而被其乘虚而入，重新占领该地，并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造成既成事实。但1987年中印桑多洛河谷冲突的和平化解，又让中印双方看到新的解决希望。

相信在未来，随着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双方将真的有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该问题的妥善解决。

五、 参考文献

[1]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第一版

[2]〈印〉卡•古普塔著：《中印边界秘史》，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3]景辉：《中印东段边界真相》，载于《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1期

[4]景辉：《中印东段边界真相》，载于《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1期

[5]马克斯韦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载《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

[6] 康民军：《试析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载《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