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第81岁生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二人彻夜长谈，共商国是，直至次日凌晨。

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谈话，谈话中确立了安定团结、发展经济等事关全局和根本问题的大政方针，敲定了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班子的名单，决定重用邓小平，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奠定基础，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三峡”。

一、“还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在国防科技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研制并发射“两弹一星”，增强了国防实力，同时也对世界形成了威慑作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然而，当时的中国人民是“饿着肚子研究炸弹”，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积极做准备的政治氛围下，经济建设并不是国家工作的重心，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要投入军事开支，剩下的资金才能够投入国民经济生产。

此外，为了防止敌人对东部沿海进行轰炸，国家启动了“三线建设”，将机器、工厂等工业设施转移到中国中西部地区，避免暴露在导弹的射程之内。

当时，中苏交恶，中美关系仍处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状态中，中国同时面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和苏联的侦察飞机时常飞到中国的领空中巡视，苏联又在中国和蒙古的边境上陈兵百万，国家安全形势一度紧张。

在此背景下，毛主席在1966年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三条原则。

要求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具体表现有挖防空洞；搞好工农业生产，提前储备好粮食粮油，并分散到全体人民家中，为灾荒年做准备；还提出要为地方积累资金，大力发展生产，做好反战争的物质准备。

毛主席的这三条论述中有对发展经济工作的重视，对恢复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因过分夸大和过高估计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民经济的表现并不算理想。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国民经济再度恶化，这主要表现在铁路运输严重阻塞，重大交通事故频发，严重影响危及工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交通不便利致使很多企业缺少原料，无法开工生产，群众也只能失业待在家里，很多企业实际上陷入瘫痪半瘫痪的状态，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国民经济计划也未能如期完成，财政收入逐年下降，出现高额财政赤字。

此外，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比较浓厚，很多工厂都不以经济效益为先，领导班子处于瘫痪状态，当时有个口号是“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所以生产之前要把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弄清楚，有时为了参加活动不惜停工数日也是常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台湾凭借承接国外制造业转移的机会，经济迅速增长，被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一度超越中国的经济。这样的形势让毛主席着了急。

1974年11月6日，毛主席81岁生日的前一个月，李先念副总理带着外宾一起去长沙拜唔毛主席，如实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提到国民经济下降的态势，出现高额财政赤字，甚至一度“被台湾超越”。

毛主席听后，感到形势严峻，深叹了口气，只做了一句指示，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时候，毛主席已经意识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并在之后的时间里一直思考搞好经济工作的思路。

1974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81岁的生日这天，毛主席与老同志周总理彻夜长谈，共商国是。谈及经济工作，毛主席再次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给“政治先行还是经济先行”的争论定了调。同时，又从人事安排、经济工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安排。

虽然这次讲话的详细内容因档案资料的保密情况，无法获取全文，但根据后来《毛主席年谱》里的记载，包括之后作出的一系列政治决定，可以看出毛主席对经济工作的重视和周密考虑后的一系列部署。

这后来被邓小平概括为“三项指示为纲”的第二纲，为后来邓小平出山进行经济整顿时统一国民思想、尽快恢复生产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国家建设重回正轨奠定了基础。

二、“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经济发展需要安定的环境。只有社会稳定了，才能有序地进行生产。20世纪70年代显然是一个不安分的年代。

“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素有儒雅之风的周总理，借助污蔑“周公”、宰相等名义，实则是想要影射污蔑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更有甚者，把矛头直指“党内的大儒”，所指谁人明眼人一看便知。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纷纷开展了批林批孔的运动，各地区纷纷表示要揪出自己单位内的大儒进行打击，一时间，民众情绪对立严重，人人自危，很多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又再一次被打倒，社会极其分裂和动荡。

社会如此动荡，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料，同时也让他倍感焦虑。

1974年12月26日，毛主席81岁生日的这一天，在与周总理的谈话中，他多次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强调在党内要减少派性斗争，大家要互相团结，不能偷偷摸摸地搞对立，要正大光明地合作共同把国家建设好。

虽然事实证明，这条指示并没有落实下去。但毛主席强调安定团结，也给那些闹派性的人敲响了一记警钟，给民众注入了一阵强心剂。

当时，频繁的政治活动，使工人无法正常工作，有的工厂因工人数量不足无法开工生产，久而久之，工厂不盈利，工人没收入，当时的人民都对政治活动感到厌倦，不想再每日提心吊胆，迫切希望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过好自己的生活。

毛主席的“安定团结”的这条指示，是对群众要求恢复社会秩序的回应，同时也是最好的强心剂。

三、“总理还是那个总理”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自井冈山时期就同毛主席并肩作战，此后一路相伴。

1972年，周总理被查出膀胱癌，身体日渐虚弱，毛主席得知消息后也曾给周总理去信，让他多休息，注意身体健康。但周总理没有全心全意地安养身体，在医院住院时就让秘书拿来文件，有时读给他听，有时他自己看，在病床上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处理政务。

此时的周总理，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更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底子差，既造不出火箭大炮，也造不出远洋使用的轮船。但中国的海岸线非常长，必须要有一支实力相当的远洋船队护航。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早在1964年，周总理就做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这在当时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20世纪70年代初，正值石油能源危机，国际油价飞涨，运输业萧条，万吨级的轮船也都纷纷减价贱卖，价格一度跌至原价的20%。值此时机，周总理果断提出要买一批外国轮船，以加强中国的远洋运输力量。

于是，征得政治局同意，外贸部门就贷款买下了这批外轮。但党内有人却对此大为不满，颇有微词。在购买外国船只的同时，我国也自力更生，齐心协力发展造船业。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成功建造了一艘万吨级货轮“风庆”轮。

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轮成功远航欧洲，平安归来。这本是件值得庆祝的好事。但却有人在看到相关报道后立刻写下大段批语，质问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污蔑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

之后，这份简报被送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交通部里有少数人存有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试图“专了我们的政”，说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

要求政治局对洋奴思想、爬行哲学必须做出表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与之斗争。

周总理此时身患癌症，面对敌人猛烈地攻击，他一方面逆来顺受，主动做检讨，不挑起更多的事端，极力减轻运动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自己时日不多，给毛主席写检讨信，以求一个公正的评价。

1974年12月，周总理身体已经很虚弱，医疗团队希望周总理能放下手中的事，尽快手术，但周总理以国事为要，仍坚持乘坐飞机，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和自己的思想状况。

12月26日，毛主席81岁生日的这一天，在与周总理的谈话中，毛主席对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十分关切，嘱咐说，让周总理安心养病。同时，毛主席对一旁记录的人说，“总理还是那个总理”。

这一评价表达了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信任和肯定，扭转了风向，为周总理从长沙返回北京后主持中央工作破除了政治障碍，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赏识并重用邓小平”

周总理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带病主持工作的同时也在物色新的人选接替自己的工作，那个人便是邓小平。邓小平的一生也是波澜起伏，有人将其政治发展轨迹概括为“三起三落”，这一次便是第二次起落。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信中主动要求想出来工作。毛主席做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4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与叶剑英等其他四位老干部共同组成了五人军委小组，邓小平开始迈入军队的领导层。4月，因周总理病重，毛主席安排邓小平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发言中阐释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外交思想。

毛主席的这一安排充分表现出他对邓小平能力的赏识。

1974年12月26日，毛主席81岁生日的晚上，毛主席在和周总理的谈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强，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着脑袋，说：“politics比较强”。

考虑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毛主席也意识到需要一个既有声望又能力突出、擅长治国理政的人出来主持工作，邓小平无疑是个好的人选。

此外，王震、叶剑英等老干部也多次写信给毛主席，建议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这些举荐都对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在党内团结他人、备受老干部肯定的这一点也是毛主席赏识邓小平的原因之一。

在商定邓小平的职务时，毛主席直接指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他还对周总理说，让周总理安心养病，由邓小平顶国务院的工作，周总理也表示赞同的郑重地点头。

人事安排方面，着眼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毛主席和周总理认真分析了在职干部，还对领导体制、人事安排的问题做出安排。毛主席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同志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全会选举邓小平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决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由朱德担任，周总理仍任总理；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副总理。这样，以周总理、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正式确定下来。

五、决定中国未来走向

毛主席在81岁生日期间作出的决策，史称“长沙决策”，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毛主席、周总理不顾重病，彻夜长谈，本着对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共商国是，确定了以周总理、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组织领导基础；

另一方面，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出的要安定团结和搞好经济这两点至关重要，后来被邓小平归纳成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成为邓小平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奉行的重要指示和原则。

在政治上，毛主席多次强调安定团结，就从中央层面各地大搞派性等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他们嚣张的气焰，削弱了极左势力。

在经济上，毛主席强调恢复搞好国民经济至关重要，这就否定了以革命代替生产的唯心主义错误，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错误倾向。

不再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割裂看待，给疲于内斗的人民注入了强心剂，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

毛主席的81岁生日的这番谈话可以视作是重新恢复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一种积极努力的尝试。

在这次谈话中，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实现了拨乱反正，国家建设和社会都在重回正轨，自此，领导人和人民更坚定了未来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说，这次“长沙决策”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点亮了方向。

后来虽然有波折，但对于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重要启迪意义，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参考文献

1.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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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红：《“全天候周恩来”的公仆风范》，《党史文苑·纪实版》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