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课文一直到今天仍为孩子所感动，周总理的人格魅力穿透了120年的岁月依然被人们所称赞，更令人惊奇的是，不仅同胞人民爱戴他，敌人也相当敬重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其在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总理以无与伦比的品格成为刻在其心中印象深刻的人物，尼克松毫不吝啬地将这一观点写入《领袖们》一书，大加笔墨称叹道：

“他有四个特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

蒋介石在日记中几乎骂遍周边众人，即便对自己的夫人也有微词，却独独对周公保持了风度。重庆谈判期间的蔡省三将军谈到蒋经国曾在私下称赞周总理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并非伪装所能至。

少年时自觉肩负起复兴中华的使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建国大业中呕心沥血为苍生，外交上更是用出色的成绩惊诧世界……但这些都还不足够，究竟是怎样一个魂魄能够为人民和敌人共同称叹，又是怎样的品格能够卓然屹立于天地百年依然熠熠生辉。

一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成长在鲁迅先生所言“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敏感而睿智的少年周总理在12岁那年来到东北，伯父告诫他别去繁华的外国租界的复杂语气和情绪感染了他。

亲眼目睹租界内的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洋人反而处处替洋人撑腰甚至欺压自己百姓的状况令他震惊，在愤怒之余，心中那颗求索救国之路的种子逐渐觉醒。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求索的热忱更加恳切，读章太炎、梁启超和康有为已经不能满足了，他还读章炳麟、陈天华、邹容，从改革到革命，他在白纸黑字的世界想要以一己之力凿出一道光，一道能够救人民于水火中的希望之光。这是少年总理的志向。

因此在那堂为后世学子所熟知的修身课上，面对魏校长“诸生为什么而读书”的问题，在踊跃着“为做官”“为吃饭”“为明理”的答案声中，少年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音虽不嘹亮却是如此掷地有声。

那是有着知识分子觉悟的少年首次将中国的命运加在自己稚嫩而有力的肩膀上的时刻。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

1919年即将结束留日生涯的总理写下《雨中岚山》一诗，和其他想要学习世界新思潮的有志青年一样，除了考学深造，他更想要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一年半的学习旅日结束后，他写信给友人决定“返国图他兴”。这首诗在1978年周总理逝世后两年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被刻成诗碑矗立在京都岚山。

无论是远赴日本或者法国，学习救国救民之学在少年总理看来是驱使他向上和前进的动力，也因为这样恳切急迫地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渴求早已铭刻成他生命的底色，在之后为国奔波的日子里，他才将自身生死置之不顾。

二 为国鞠躬尽瘁

搞革命工作当然是冒着各种风险前进，但他们却从来不主动提及。当写作组为了调查当年的情况问到邓颖超时，她才说起那段在上海作地下斗争的往事。

为了不暴露身份，总理留起胡子来，有时候扮作商人，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出门直到半夜十一二点再偷偷溜回家，交通工具得尽量避开人流量比较多的电车，即便是居住地也是半年甚至是一个月就更换一次，为了避免成为“故居”，她甚至不透露具体的居住地。

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周总理轻描淡写地告诉邓颖超的一段在廖仲恺遇刺案后发生的小插曲。

事件发生后，他就离开家两天两夜未回，在蒋介石处商量抓凶手和戒严事，本来说的是11点，蒋却把时间提前了两小时。

坐汽车准备到司令部去的总理并不知道戒严已经提前，守卫隔了好远让停车，司机没听到，守卫的枪声响起，他立马趴在座下，司机的血顺着他的背留下来。直到他跳出车门高声报出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守卫才停止开枪，让他通过。

枪林弹雨中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还有很多，周总理凭着他过人的胆识和不畏艰险的勇气将无数个危机成功化解。

真枪实战上海工人起义、深入虎穴常驻国统区、斗智斗勇组建中央特科、镇压叛徒、抢救被捕同志；西安事变发生后凭借对大局的精准预知，在危难之际和平化解冲突；

外交谈判中始终清醒而理智地与多方斡旋，甚至长期以来代表中共与重庆、北平、南京等地的国民党谈判，他春风化雨般的和煦和宽厚仁爱甚至征服了敌人，令他们投向中共；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苏联应援计划的改变抽调各方力量修整朝鲜机场……

邓颖超提起总理生病后的状态。国事多总理操心也多，熬夜自然是免不了的，过去累的时候倒下就睡了，后来太累，即便躺下也睡不着了。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支撑不住，总理倒下了。

可是哪怕在病榻上，总理殚精竭虑之事依然是国家、是社稷和苍生，在反动分子声威鹤起、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候，总理仍然关心着在那些黑暗处被迫害的人，上下周旋，想要尽自己之力为他们做些什么。

周总理出生入死、丰功伟绩无数，但在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直到临命终时，身上佩戴着的一直是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

三 为生民立命

有一次在武汉，毛主席问周总理：“为什么你办事总是那么圆满？”周答：“主席，我除了马列，还有佛法。”“你皈依了哪一个？”“虚云老和尚。”

或许正是因着大乘佛法的滋养，周总理时刻把黎民的性命安危铭记于心，也正是时刻牢记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总理从来不搞特殊化，在危急时刻甚至不惜以性命为代价诠释无私。

童年时期复杂而窘迫的生长环境让总理拥有了三位母亲，生母万氏年轻时跟随自己的父亲经历过大场面，在周府衰落、缺钱少粮时维持周家的体面和排场，跟在万氏身边的总理自小就学到了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排解纠纷；

嗣母陈氏出生书香门第，早在总理三四岁时，就常常将历史故事、英雄传记讲给他听，教他学习书法、古诗词，做了潜移默化的启蒙教育；

勤劳善良的乳母蒋江氏教会了他许多农家生活的知识，和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自小体验过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周总理曾说“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带到大运河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会我大公无私。”

三位母亲给予总理不同成分的养料却都以爱的名义滋养着他。

知道周总理和小杨眉的故事的人不会忘记，1946年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在过秦岭时突然出现险情，飞机随时面临坠毁的危险，机长命令大家背上降落伞包，正巧叶挺11岁的女儿小杨眉的座位上没有伞包。

紧急时刻连大人都快沉不住气遑论那么小的孩子，她急得直哭，总理二话不说把自己的伞包脱下来给孩子穿上并耐心温柔地安慰她，好在有惊无险。

面对质疑国民党故意制造飞行事故的言论，周总理在仔细调查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美国飞行员的认真负责。对人民可以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对敌人也要弄清事情真相绝不诬陷，这样的总理再一次印证了蒋经国“并非伪装”的称赞。

温润仁爱的总理也有锋利的时候，1939年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决心为抗日贡献力量，成立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总理赞赏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意见，面对丘赞的请求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解释道：

“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你们出家人同样要保国爱国。”

总理病重时正是国内时局动荡不安之际，眼看总理恐怕撑不下去，和总理患难生死的叶剑英拿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嘱咐道：总理一生严守机密，将走之时或许有很多话要说，一定要用心记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拿回去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是总理没有话要说吗？不是的，总理要说的话都已经用行动向人民告白了，那些不能说的话，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遵循严守，绝不因为自己临命终而肆意宣泄，不说就是一种负责。

总理不仅在将去之时未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很早就与挚妻邓颖超双双立下“死后不留骨灰”的誓言。

因为担心妻子舍不得甚至再三嘱托，既然是从群众中来的，死也就回到群众中去，“灰入大地，可以肥田”，总理去世后，邓颖超遵循了他的嘱托，农用飞机载着总理对这片土地满腔热爱。

从北京清冷的夜空中起飞，在总理少年时代生活过和投身革命事业的天津，在渤海湾至黄河入海口一带，一抹银白色的粉末飞向大地、河流，带着总理对国土人民的爱，他的魂魄飘扬至每一个角落，和着他的精神和祝福融入每一个人心中。

不说出曾经居住地以防成为故居，不留骨灰节约耕地回归人民，总理他用一生的言行诠释着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深情，彻彻底底地将自己奉献出去。即便是对待不喜欢自己的人，周总理也依然用宽厚的心去包容、去热爱。

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的时候，周总理也被查出绝症，面对这样一个恨了自己一辈子的人，总理依然拖着病体常常去看望他。工作人员告诉总理每次他一离开病房康生就在背后大骂，何必去看他，总理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下次照去不误。

“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死敌。”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句子，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周总理，时间的浪潮或许会侵蚀虚名和荣誉，但却能把因着对众生的爱而无我付出的人的名字铸刻在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