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世界的未来看亚洲，亚洲的未来看中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共同点：人口庞大，历史悠久，文化璀璨，都有过被殖民侵略的经济等。

同时，两国也围绕着领土、贸易、国际地位等问题暗暗较着劲。因此，针对中印两国是会“龙象共舞”还是“龙象相争”的争议，一直是层出不穷。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当中国凭借“全球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经济体”而吸引世界目光时，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却发出了“印度经济已经陷入崩溃”的言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位总书记耸人听闻还是确有其事？

今天，笔者就将带领大家一起探秘这个神奇的大象之国——印度。

一、 印度，神奇的“大象之国”

谈起印度，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大象？印度飞饼？还是“孟买贫民窟“？抑或是搞笑又拉风的印度摩托阅兵？作为和中国只有一山之隔的亚洲大国，这个神奇国度的一举一动也备受中国乃至世界的瞩目。总体而言，现实中的印度有如下特征：

特点一：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相当辽阔，达到近300万平方公里，高居世界第七。

而且，除了北部靠近喜马拉雅地区，印度全境几乎都是平原或低矮高原，耕地面积多达25.5亿亩，比中国还多五分之一，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因此，它的农业发展条件和潜力极为优越。也正是辽阔的土地以及发达的农业，刺激了印度人口的发展。

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目前已有十三亿五千多万人口，与中国仅差了不到五千万，甚至联合国人口司还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025年赶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除此以外，印度的地理位置也是相当优越，作为南亚次大陆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东临孟加拉湾，西面阿拉伯海，南部突出于印度洋，犹如一把“匕首”直插印度洋的中心地带。

因此，它拥有绵延的海岸线及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是连接亚非欧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

特点二：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宗教和种姓制度突出。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2000年前就创造了印度河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说起印度文化，许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复杂的宗教和种姓制度。

确实，如果你去印度旅游，会看到那里遍布庙宇、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和拜火教寺院等等。不管是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等本土宗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在印度都能找到自己的信徒。

除此以外，印度还有复杂的种姓制度，即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的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制度。

在创立之初，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阶级划分就极为严苛，四大种姓之间层次分明、等级森严，从婚丧嫁娶到职业选择都深深影响着印度民众的生活。

虽然在印度独立后，这一种姓制度就已被明确废除。但在现实中，低种姓民众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遭受不公待遇的事例屡见不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既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外在优势，又存在不少社会隐患。也正是这些明显的优劣势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今日的大象之国——印度。

二、 印度共产党，何许人也？

简单了解印度后，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目前的政局形势。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印度经济崩溃论”，不是出自国外媒体或是印度小报，而是出自印度影响力最大的党派之一——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口。

为什么一党之首，要发出这样的言论呢？是出于某种政治阴谋和私利，还是迫于无奈而发声？回溯历史，印度可以说是亚洲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之一。

早在19世纪中叶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之时，政党的种子就开始在印度人民中生根发芽。其后，随着印度民族改良运动的发展，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

这是印度、也是亚洲殖民地的第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比中国的同盟会早了整整20年。到了1933年，随着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印度的工人运动也逐步成熟，印度共产党开始正式出现，并逐步成为印度政坛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众所周知，印度政坛以党派众多而出名。20世纪初开始，各种政党就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印度国内出现，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仅1952年印度独立后召开第一次全国大选时，印度的大小政党就已多达192个，之后更是不断分裂、改组或合并，发展至今已有1500多个。

我们都知道，政党的产生是为了代表某一阶级和团体的利益，印度如此繁多的政党，也正是说明了印度国内利益群体分歧较大，意识形态相去甚远，政治格局十分复杂。不过，虽然政党林立，印度长期以来主要还是印度国大党一党执政。

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过渡到如今的由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各自领导一个政党联盟（联合进步同盟和全国民主同盟）轮流执政的“两大党制”。

印度共产党虽然自印度独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它的势力范围却仅限于印度西孟加拉、喀拉拉和特里普拉邦等地区，在国家层面也一直扮演着反对党或执政党联盟的角色，从未登上权力的中心。

印度共产党在印度代表着广大工人阶级和无产者的利益。但根据印度的政治体制设计，作为在野党的印度共产党，要想影响执政党的政策走向，只能通过影响“权力空白处”的舆论和利益，持续地给予执政党压力、批评、责难。

这也是为什么自2020年以来，这位印度共产党书记虽不满当前政府，却只能通过在媒体刊发文章。或者在首都的中央总部前领导抗议者举行抗议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失望和愤怒。

三、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印度经济陷入崩溃

这篇刊登在团结网的文章，洋洋洒洒地分析了印度当前的经济惨状，从印度的经济增长情况，到印度经济改革状况，再到民族主义的泛滥，让人读完唏嘘不已。那么，印度的经济真的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了吗？

1. 印度经济发展到底如何？

作为“金砖五国”之一，印度近年来的发展一直备受国际关注，也饱受社会争议，有的人说印度正在成为第一块松动的金砖，但也有人颇为看好，认为印度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再次腾飞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看不清现实，就让我们先来回顾历史。为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独立后的印度经济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1980年，主要是解决独立后印度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第二阶段则是1980年-1990年，主要是在原有经济制度下进行政策的调整，第三阶段就是1991年至今，主要是对印度的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

虽然，我们前述提到，印度拥有广阔的耕地，充足的人口以及温热的气候条件，可以说占据了农业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然而，由于英国殖民者疯狂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以及严苛的土地政策，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它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

工业方面，英国殖民统治可以说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虽帮助印度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工业水平却是极低的。因此，1950到1980年，印度开始实行以经济计划为主，私营经济共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希望尽可能恢复印度的经济发展，使其走上正轨。

但是，这个时期的印度，由于工农业基础都较为薄弱，所以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3.5%左右，与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差距巨大，甚至还曾被西方国家戏称为“印度式经济增长率”。

到了1980年，经历了建国以来的5个五年计划之后，印度的经济终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经济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这个时期重工业虽然发展不错，但轻工业及能源工业等发展都十分缓慢，最后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1980年国大党再次上台后，政府除了扩大投资，又开始重点调整经济政策，不断减少对私营经济发展的约束和限制，并对公有经济进行大力调整。这个阶段，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从原来的3.5%一下子达到了5.5%，进步巨大。

到了1991年，随着拉奥政府上台，印度开始进行更为全面的经济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印度完全放弃了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把原来公有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变成了以私营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与以前相比，也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到了2004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速高达9%，一度被西方媒体和印度媒体惊叹为“印度神话”。甚至，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还曾乐观地表示，“如果印度金融业能顺利实施改革的话，印度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20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仅仅过了4年，一场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在这场危机当中，经济基础并不扎实的印度自然未能幸免，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放缓。

虽然当时印度政府立即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削减中央消费税等等，短期内将经济再次拉回9.3%的速度，但马上又因此陷入了长时间的高通胀和双赤字现象。

最严重时，印度的财政赤字同比暴增了166%，直接跻身为全球财政赤字率最高的国家名单，通货膨胀率也超过两位数，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出多次警告。

虽然这些年来，印度政府也一直在推行各种经济改革，但依然没有办法扭转这种经济颓势，刚刚出炉的2020-2021财年的第一季度财报更是显示，印度的GDP同比萎缩23.9%，直接进入负增长状态，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与此同时，过去印度政府改革的弊端也在不断显现，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印度一路走来的发展道路并不容易，几经沉浮，如今更是陷入巨大危机之中。虽不如印度共产党总书记所说的崩溃，但如不及时寻找到出路，也难逃崩溃的结局。

2. 印度经济为何陷入“崩溃”？

或许有读者会感慨：印度真是命不好！好不容易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就被一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和疫情相继打回原形。但要笔者说，这些危机对印度来说，其实是“好坏参半”的。

当然，坏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好处则是，这些危机让印度这么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隐藏的问题尽早暴露在了大家面前，以方便之后的解决。

就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印度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一直是处于失衡状态，农业因为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发展并不明显，工业又因为农业无法及时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及初始资金而发展乏力。

面对这样的困境，印度政府想到的却不是重点解决工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而是耍小聪明，选择绕过第二产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这样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效果明显，可以让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提高不少，但从长期来看，却是埋下了不小隐患。

因为，缺乏第一、第二产业支持的第三产业，就好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想发展，只能依赖国外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会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当中，反应如此激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古语有云：“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印度如今的局面，正是应了这句古话。

之前经济改革时，只是单纯为了增长数字的好看就急于求成，跳过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直接发展第三产业。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些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第一、二产业完全割裂。

不仅使第三产业的发展未能惠及第一、二产业，反倒进一步挤占了这两个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资源。最终使印度整个产业结构都处于畸形的发展状态，引发一系列的连锁社会反应。比如高失业率问题、巨大的贸易逆差和赤字等问题。

有可靠数据统计，印度第三产业中发展最为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每年所吸收的就业人数，也不过占印度就业劳动力总数的2%，其余大部分不是靠第一、二产业来消化，就是处于失业状态。

与此同时，由于传统制造业发展缓慢，甚至难以满足国内增长所需，更别提出口海外。所以，近年来印度进口不断增加，贸易赤字越来越大，进一步影响了其整体的经济发展。

那么，既然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已如此明了。那就撸起袖子干，大力发展第一、二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就好了？但这说来简单，做起来却困难重重！

首先，是政府的财力不足问题。早在1991年拉奥政府实行经济改革之时，印度政府就想改变自己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以更好地支持其一系列改革动作。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印度的财政状况却每况愈下。

特别是其在过程中用新债补旧债的做法，非但没有帮助印度摆脱困境，反倒使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改革初期，印度政府还只有3761亿卢比的赤字，如今已翻了十倍之多，占GDP超过5%。正所谓“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调整产业结构本就需要政府强大的财政实力做支撑。如今倒好，印度政府钱没有，债一堆，再有想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其次，就是复杂的利益纠葛阻挠着经济改革。就如我们提到的，印度社会宗教和种姓问题复杂，政治上党派林立，各方利益交错斗争，政府想要推动一项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首先，在政府内部，由于印度的政治格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变得越发分散化和碎片化，“多党竞争，联合执政”开始成了印度政坛的常态。

近年来，印度政府在推动一些重要的改革议题时，常常遇到内部一些党派以退出执政联盟相要挟，最终不得不延缓、甚至放弃改革。

其次，在政府外部，面对政府的改革，例如一些第三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就纷纷表示不满，担忧自身发展利益会受损，从而阻挠政府改革的推进。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政府的改革可谓举步维艰。

最后就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不相适应的互动关系。启蒙思想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倾向”。在印度政坛也是如此。

随着印度私有化和商业化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官员贪腐问题日渐突出，不仅动摇了印度执政联盟的执政地位，还使利益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以致难以被轻易触动。

就以2010年印度的“电信腐败丑闻”为例，这起印度建国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件，最终调查时甚至波及当时的政府总理辛格，可见印度政坛腐败问题之严重。

因此有人说，要想在如今的印度推行新的改革措施，就相当于从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手中“虎口夺食”，其难度可想而知。

四、 结束语

难道印度经济真的没救了吗？笔者认为，我们现在谈“印度崩溃”还为时尚早。对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的这番言论，我更倾向于，他是希望用这样极端的措辞，引起每个印度人的关注和警惕，告诉人们要认真对待印度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而且，我们对于印度经济的发展，其实也不用太过悲观，首先，这个神奇的“大象之国”依然拥有着丰富的人口和经济资源，这些都是它未来发展最重要的燃料和助推器。

其次，只要印度政府痛下决心，整治内部腐败问题，制定可信政策，大力帮扶第一、二产业发展，鼓励第三产业由外向内倚靠，最终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就一定有机会再次腾飞在世界东方。

五、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 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巴蜀书社，2003 年。

[3] 温迪·道伯森:《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中国金融出版

社，2010 年。

[4] 陈金英:《从政党体制的变迁看印度政治中的稳定与动荡》，载于《国际论坛》2005 年第7卷第3期。

[5] 洪共福：《印度政府经济发展理念的变化与经济模式的转型》，载于《南亚研究》2009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