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谈话，邓小平说了他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理解、新认识。既有对主政中国期间过往的总结，又有对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还有他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提醒。

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相关的问题，在收入分配的变化中，我国人民的收入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后果严重。

特别在初次分配中提倡“要素”参与分配，而且“要素”得大头；“劳动”的小头；加之住房、教育、医疗等福利制度的削弱和取消，致使分配不公的矛盾更加突出，人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产生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而贫富差距这个词，本不该在社会主义本不该出现的，想要探寻中国这个问题出现的根源，就要探究这个问题出现的源头。正如邓小平晚年反思中国发展时所言：收入分配问题大的很。

收入分配问题起因

贫富差距的出现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似乎一直有一种十分特殊的代表意义，在远古部落时期，在基本满足温饱以后，出现了佩金带玉的装饰品，这种现象基本上意义着贫富差距的出现。

但是在当时，却代表着进步，因为有了贫富差距的出现，人类再也不是只专注于活下去而已，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及其重要的一步。

而到了封建社会，上层阶级总是拥有着更多的资源，上层的王侯分封亲戚，以番屏周，于是天下似乎成了一家一姓，相互包容，只许天子犯法，不许百姓点灯，上层永久剥削下层，于是才有了一次次的农民起义。

于是当年大泽乡的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显得如此光明璀璨。

接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似乎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代表，拥有资本的人可以通过剥削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不断地以钱滚钱，以钱生钱，上层人把握着更多的资本，这也正是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由此想要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本意和初衷。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先和大家纠正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又叫共产主义，并非是大家一起享福，想吃什么拿什么，是大家一起劳动，生产出足够大家生活所需的物品。

在社会主义的概念里，贫富差距似乎是一个对立出现的词语。马克思先生正是想要尽可能减少这种贫富分化在资本主义的加剧，才想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让人间无饥渴，事业是建设而非打工剥削，以至于说出工人阶级才是社会的主要力量。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事实上是万万种不确定情况的出现导致的。

马克思先生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民生活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后，工人阶级就可以站出来起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甚至就连马克思先生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英法等国发生，注意！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民生活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后。”

而马克思先生也没有想到，列宁先生留学异国，将这个理论带去了俄国，之后李大钊先生与陈独秀会见之时，感叹：“昔日学欧美，今日学日本，马上又要学美国，中国之出路究竟在何方。”竟然想起要引进一种迥异于其他诸国的政治理论。

于是共产主义理论正式为当时的进步学子所接受，并一步步将中国建立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而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是直接略过了前提条件，同时身兼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而建立与中华九州大地之上的，不得不感叹于昔日先烈之伟大，思想之开阔，野心思维之博大。

而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条件却是一清二白。

特殊情况下的大胆尝试

毛主席的带领之下，我们站起来了不错，但之后的一系列尝试，有对有错，我们就像一个不怕牺牲的斗士，摸着石头过河，努力想让好不容易生活在种花家里的亲们，生活得好一些，但并非是心有多大，结果就有多好。

读过历史课本的我们都了解，尽管我国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在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水平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人民贫困的现实始终在眼前挥之不去。我们党如果要继续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拥护，就必然要从这样一种局面中走出来。

而后，经过了一系列挫折之后，1976年之后，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实质就是“先发展起来”，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这样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它是由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特点所决定的。

但是想要将经济发展起来，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富裕，是很难的，特别难得，战国时期儒家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虽然并未成为儒家的主流观点，却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这说明这个学说有可取的地方。

或许人真的有恶的一方面，当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人会偷懒，或许某个小团队会有例外，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而有了利益，就有了管理者的中饱私囊，或许你会提议没有管理者，但是职位分工总要有吧。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了分工，效率才能提高，就连几千年前的古罗马和1871年的社会主义萌芽起义巴黎公社运动都要求个人分工，这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在当时独特的社会背景下，邓小平先生与党中央也只能被迫打破一些当时固有的社会主义思路，允许一部分有远见卓识，商业头脑，踏实肯干的人先富起来，并支持他们先富带领后面的人富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先富带后富。

于是接下来1977年中共中央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领导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几次会议的主要决议就是培养人才，发展经济。但是我们需要理解，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迫切性，不得已而为之。

探索后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新矛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索结果我们也看到了，经济虽然发展起来了，但是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特殊时期的深刻教训确立起来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当时社会阶段实际而提出来的中国发展道路。

从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来看，首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为了保证战略的落实，我们在随后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些论述实际上目的都是为了“先发展起来”。因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但是发展之后，却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老子的《道德经》有云；天之道，取之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

当时邓总理也确实是这样想的，但人之道终究不是天道，天道无情，却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但是一个人一但富裕了，自然会有攀比，他不希望大家一起好，或许会做慈善，但是也是偶尔为之，不会希望有太多人希望全世界都与自己一样的富裕。

一瓶限量版的红酒为何可以拍到天价，其实最优质的葡萄酒与普通酒比起来味道上或许会有细微的不同，但是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些成功者愿意花大价钱买的原因无非有两个：

一是珍藏，静等升值，卖给其他人稳赚不赔，或者赠与别人结个善缘。二是优质红酒代表着权与力，鲜红的酒液就像鲜血，品尝他就像品尝权力的味道，那是多少社会底层的平民奋斗努力一辈子也尝不到的。

先富裕起来的人通过创业可以为其他人创造工作岗位，让其他人的收入更多，可以为国家交税，但是绝对做不到让所有人共同富裕。

而邓小平先生对1992年后中国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洞察深刻，他说：现在看，发展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之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群众的温饱，整个中国开始从温饱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过渡。中国从总体上走出温饱社会，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一旦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必然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走出温饱社会以后，发展思路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们的矛盾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这是我们党在不断地探索中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共十九大上，我们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就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新思想。

新时代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影响思想层面

具体说来，在基本富裕了以后，发展目标上要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发展途径上，要求政治、文化、社会，关注生态环境全面共同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满足了这些新的发展要求，社会才能继续健康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财富总量当然在不断增加，这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也需要因此关注更深层次的“贫富差距”，因为贫富早已经不只局限在物质上了。

近几年隐喻阶级分层的电影似乎格外的引人注目，无论是前几年的《饥饿站台》，还是《雪国列车》，在一个封闭的有限的空间里，不同的地区显示不同的阶层，由此掌握不同的资源分配。

于是上层人士花天酒地，肆意享乐，下层人勾心斗角，争取微弱的可怜的生存资源，甚至人人相食，无视人伦。人们在这样的电影中最关注的自然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对人性的坚守或者放弃，电影里外其实都在反映着贫富的差距。

为什么在美国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发展如此迅速，就是因为当时正在闹经济危机，那一场浩浩荡荡席卷半个世界的黑色风暴导致美国许多的人破产，由此导致他们有许多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由此将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了电影里，在电影里体验其他人的生活，似乎就那样卑微的又骄傲地活了另一回人生。

而在现实中，有钱的家庭早已可以在空闲时间世界各地旅游，但是贫困的家庭虽然吃喝不愁，衣食无忧，却在精神上极其匮乏，年少时有时间无处可去，长大后只有无尽的工作。

当今中国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使人们深深地感受到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抓住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后来通过不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理论就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其实，后来我们党之所以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续推向前进，就是因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感觉到不发展党的理论，就无法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应对时代提出的新挑战。

收入分配问题如何改置

从实践来看，这个问题在当下也确实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所以它才成为国人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

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说我国确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有问题，但是不可否认，这些问题与我们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着直接关系。

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就曾重点提出过，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大的改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改置呢，就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物质分配，再分配。

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个值得令所有人警醒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过去他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基本上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但是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在以前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未来的中国发展之路上，如果任由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已经走出温饱阶段的实际，在继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世界的大方向依旧是会向着一个时代的洪流滚滚而去，依旧会不顾别人的阻挠，就那样地走去，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停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认真的感受这个时代的每一分每一秒，让他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

哪怕海枯石烂，哪怕被剜去双眼，哪怕过去千万年，仍旧不会去忘了他，仍旧忘不了那个夏天。忘不了前代先贤的苦心探索。

小结：

到了现在或许依旧有人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决定肯定是有其深刻意义的。

邓小平同志提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虽然在之后产生了全新的矛盾，但这个决定却在当时是最好的出路，因为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并没有达到能够完美建设社会主义的程度。

而之后所产生的新问题也值得领导人与我们共同深思，邓总理在晚年依旧反思收入分配差距大的问题，是对过去的总结，是为更新的时代铺平发展的道路，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实践探索，锐意进取的体现。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党正视这个问题，并重点解决，终于实现了全面小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高枕无忧了，收入分配问题依旧存在，并且影响到了意识形态方面，但我们要时刻牢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不断探索，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收入分配的大问题。